爱华网先说什么是cdm。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环保合作的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国际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之一，其核心内容是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该机制是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发达国家抵销国内温室减排高成本的指标。2005年，欧盟首先启动欧盟排放交易方案，方案包括每年约2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易市场，包含25个国家和115000个工业和电力设施。 中国在《京都协议书》中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具体减排义务，因此在中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协议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目前国内减排市场的二氧化碳交易价格是每吨7－15美元左右，世界2012年减排市场预测大概是100亿美元。 不久前，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在北京签署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购买协议，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后者向前者购买三百六十万吨二氧化碳减排容量。 中广核风电公司董事长陈遂称，中法此次在开发CDM项目上的合作，是双方认真履行《京都议定书》，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环境，促进世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陈遂说，中广核风电公司目前已在全国开工三个风电项目，装机容量四十万千瓦，到二○一二年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三百六十万吨。法国此次购买该公司这批二氧化碳减排容量，既有助于推进中国清洁能源事业发展，也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积极贡献。 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全球CDM经理蒋伯特表示，法国电力贸易公司愿意在电力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等诸多领域加强与中国合作。他还透露，未来几年，欧洲每年将购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容量超过一亿吨，欧中这方面合作前景看好。那么，这个cdm机制能否在其它领域发挥作用？
虚拟案例一。 老王家境贫寒，老李殷实富有。但是，两家的孩子都不好好上学：王家不是因为孩子自己不聪慧不好学，而是因为穷常常让孩子在家帮做小工，上学断断续续，成绩中上游；老李的公子却是自身原因，虽什么也不缺，却是不爱学习，小时候成绩不错，显得聪明伶俐，可是后来常常逃学，成绩越来越差。社会学家及教育学家说，老王家的贫穷是缺少知识的结果，而老李家公子的不学无术是家庭富裕的结果，知识于贫富之间到底孰为因果，一时还难以断言。 政府发文要求社区对本社区孩子的升学率承担一定责任，达不到指标，就要在经费下拨等方面给以“颜色”。王李两家的这两个公子的成绩，很可能影响到今年社区的工作完成。 为了改变两个孩子的状况，社区工作人员决定首先要保证两个孩子的上课率，即实际上课的时间与应该上课时数的比例。如果两家孩子谁的上课率达不到指标，就要向两个家庭施压，要求采取措施改善。 王家公子因为穷而上不起学，问题不在孩子身上，要改善状况也只有先挣到钱再说。而大家认为李家的问题纯粹在李公子本身，因为曾经有过成绩优异的历史，因此，成绩下滑被认为有点不正常。 最后，社区居委会决定根据两个家庭情况不同，采取不同指标考核，但是，两个孩子的总上课率必须提升。 要让李公子呆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听课，对他实在是一件痛苦万分的时期。面对社区人员三番五次到家里找，李公子干脆夜不归宿了。这下子可急坏了李老板，如果是这样，他宁可让儿子逃课也不愿意他夜不归宿。但是，很快李老板就从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cdm：由李老板出钱向王家公子购买逃课权，王家有了钱王公子可以上学而不用打小工了，而李公子则可以继续逃他的课。虽然李公子这边上课率没有改进，但是王公子的缺课率下降了，王李两家的总的上课率改进了。社区工作人员也看到了此举的效果，也开心了。 虚拟案例二。 张家生了个龙凤双胞胎，但是长到上学年龄，龙胖凤瘦。虽说一胖一瘦，可是张家并没有偏待两个孩子，反倒是事事注重公平，比如吃一样的饭，买一样的玩具文具，孩子做家务也分工均等，谁也不能偷懒。 但是后来，凤开始吃得较少，龙吃得越来越多，胖瘦分化，一个硕壮小伙，一个纤弱小姐。张母对两个孩子的生活负担越来越吃不消，慢慢开始在伙食上节俭起来。瘦凤对吃的倒是无所谓，本来自己就吃的不多；而减少饭量对胖龙可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张母的节约开支的家政受到两个孩子的抵制。 但是，这个问题一日忽然解决了。怎么解决的？cdm。 原来瘦凤对胖龙每天吃那么多却干和自己同样多的家务感到不满。她对胖龙说，今后你把我的房间也打扫，把我的那分家务也做了，你就不用减少饭量了，就说吃的是我的那一份就行了。
cdm再次表露出经济学在价值理论和产权理论等方面的致命弱点。 cdm机制表明，所谓经济效益和利益，其实统统来源于产权的禀赋，没有这种禀赋就没有所谓的经济利益，只要充分地解析产权，则就能充分地产生所谓的经济利益。假如在加入《东京议定书》之前，中法两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或者仅对温室气体而言成为统一经济体，那么此番交易就不可能发生，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就不存在了。 这也再次证明了，对于产权问题来说，明晰很重要，但是如何明晰才最重要。有明晰的产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有被分割的产权。
地球村的村民本来对村中的事情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而现在,因为贫富差距问题,村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分为不同的等级,贫穷的人具有权利,富有的人则具有义务,但是,富有的人凭借其富有可以用金钱获得这种莫名其妙被剥夺的权利而重新拥有它.
在“逃课”事例上，“逃课权”的被承认是造成逃课权交易的必要条件。但是，逃课权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在龙凤双胞胎之间的家务交易上，本来家务是义务，谁也没有不做家务的“权利”，凤吃的少，是自己身体条件决定的，并不因此取得吃的方面的某种权利，但是，她自己给自己赋权——让自己具有一定吃多少的权利，现在再通过放弃此项自赋的权利，换取其它权利。 科斯曾经对小火车排烟烧坏铁路边农民小麦的事例进行过产权理论方面的分析，最终提出的是让铁路方面购买排烟权。但是，假如本来小麦和铁路都是属于一个所有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此时如果火车排烟烧掉了路边的小麦，是自己的火车烧了自己的小麦，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CDM机制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要穷得发达了？我们猛然间发现，原来贫穷、落后、污染、低效乃至道德败坏等等等等都可以当作商品拍卖，竟然可以形成每年数以百亿计的庞大市场。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招数。过去有一种乞讨叫做“苦乞”，一群乞丐坐在大户门前，用竹片枝条抽打自己，直到大户不忍心看下去为止，否则会落个不仁不义之名。这其中，乞丐就是把强加于人以不仁不义之名，当作了自己的一种“权利”，你要不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你就得付出代价——给以施舍。此前媒体报道，有人在饭店门口恭候他人办婚宴，等新人来了之后就大声哭嚎，喜家若嫌不吉利，赶紧给个五十、一百打发了事。 不过，这个cdm购买污染权的案例以及上面的“逃课”事例，和一个人可以购买犯罪权的区别何在？前不久，不是还有地方讨论富人是否可以用钱抵命免除死刑吗？ 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个cdm机制加以充分发挥？比如让吸毒的人给种植鸦片的穷困农民一笔钱，种植鸦片的人保证明年减少种植面积，而吸毒者可以暂且照吸不误？ 贫穷与道德堕落正在成为一种理由，一种为所欲为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源自生存的本能。有时，诸如温室气体排放破坏环境是共同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想让另一部分人毁坏共同生存的环境和秩序而自己又无法做到不去破坏，则就可以给这些人一笔钱，以购买他们所具有的、被认可的堕落权和破坏权，通过减少对方的破坏而维持自己的破坏行为。 如此一来，在这个按照权力分配财富（参见《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特权分配律”）的星球之上，穷人们陡然发现，原来自己并非穷得一无所有，还有可以卖大价钱的堕落权、破坏权呢。 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可以为了在未来的某一日具有可以出售的破坏权，而现在就对其投资呢？例如有意开发破坏项目（发展灾害经济）？ 我们还可以思考，那些现在购买了污染权的人，其生存方式得以延续，继续对以往的生存方式保持依赖，那么，将来有没有权力再出售污染权？凭什么现在的穷人可以出售污染权，而购买污染权的人将来无权再次出售？如果没有，他们将来又该怎么生存？如此思来想去，cdm是不是人类的一个掩耳盗铃之举？ 只不过，cdm机制的前提是，当这种“破坏权”被当作商品出卖之后必须有其它的替代出路，就像有可以利用的清洁风能可以替代矿物能源一样，否则就无法生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