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眼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得各行各业的企业身受其害，而且使得世界各国政府倍感苦恼和束手无策，在美国，从房地产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的倒闭事件中，最普通的人们对金融风暴也会感同身受，各类新闻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着这场金融危机，但是又缺乏能够抓住问题实质的议论。 那么，中国人究竟怎样认识正在全球蔓延着的金融危机呢？这场起自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后果如何？同时，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哪些？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一系列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既然不可能置身金融危机的事外，就必须开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的头脑，分析和研究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且找到克服和避免金融危机重伤中国经济体的办法，更进一步的说，也要为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找到一个准确无误的出口。 一、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创造物——货币 货币——这个人类的发明物又一次在强烈的折磨着人类。 我们可以把眼前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看成为是世界货币体系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机。这人类用于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货币系统发生了问题。
纸币作为财富符合同实体经济的相背离，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发生在货币发行的层面上。事实上，当1971年世界能源危机迫使美国宣布美圆与黄金脱钩后，美圆的发行失去了必要的控制和制约，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发行，同时存在着超量发行的问题。最后通过2007年2月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形成了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中，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形态视为一个最关键的转变，而发生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认真揭示了货币产生的自然过程，并且，从理论上严格区分了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与作为资本形态的货币的本质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一个中性的因素，而资本来到世间，则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中，货币充当着最重要的资本的角色。 马克思揭示了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同时，分析了货币的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直到现在，马克思对于货币研究所做出的经济学结论，依然是我们认识货币的最科学的依据。 货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的明确的信号。因此，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回归，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经济政策的选项。 人类劳动本身并不需要货币，只有在交换时才需要货币。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尊重人类劳动价值的角度才对资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21世纪人类劳动不可能继续建立在对货币的盲目追求下，这需要人类各国为自己的社会建立起良好的货币分配制度。 所以，人类必须对货币的作用进行重新研究和发现。这些新的国内应当包括：1、货币发挥的公平分配的功能；2、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方面的功能；3、纯粹的货币交易必须在合理制度规范下并且理智的进行。由此我们会想起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索罗斯与马哈帝尔的争论。 必须重视货币的社会分配功能。着眼于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备的货币分配体制，才能够较好地发挥货币对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作用。货币才能够被人类所驯服。是劳动者支配货币而不是货币支配劳动者，人类社会才能够在合理的状态下从事于自己的劳动发明创造。 必须重视货币对于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功能。着眼于使用货币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是货币发挥良好的社会作用的重要方面。 货币的分配功能和保障功能，并不是货币的附加功能，而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达和社会体制的完善所必须发挥的功能。这是人类发明货币以来，从最正确和最合理的意义上使用货币的必须。 人类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货币？对货币的追求必须 建立在美好道德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解决好劳动（人类自身素质）与货币（这个人类的创造物）的关系。 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全球金融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人类创造的货币体系的总危机，是纸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与实体经济本身发生的不平衡所致。 我们知道，人类劳动本身是不需要货币的，因为劳动物品交换的需要，才产生了货币这个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是财富的价值尺度而不是财富本身。 究竟是劳动支配货币还是货币支配劳动？又一次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根本问题。劳动价值的回归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 人类社会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货币问题。在世界分工如此复杂的今天，人类不可能消灭货币这个存在，只能在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更加合理的运用货币。 中国货币的历史悠久，但是，却极其不稳定。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在农业经济条件下，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使用的货币是以铸币为主。纸币虽然在北宋时期就出现，即交子。但是，并没有能够长期的成功的流行起来。在20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的不稳定性，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货币，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后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国民党的退守台湾而退出大陆。人民币是在1948年开始发行和流通的纸币，1949年后随着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而得到普遍使用，并且，通过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开放，终于取得了在国际经济中的应有的地位。 人民币从发行起就是纯粹的法定纸币。它既不与贵金属挂钩也不参与同其他国家货币的自由交易。 因此，人民币的基础完全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和物质财富的存量。在30年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把创汇作为一个具体的经济目标，以出口创汇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到2007年即积累了近1.8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 通过起自2007年2月美国的此贷危机演发的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货币在自己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开始自觉地设计更合理的使用货币的制度。 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与逻辑 认真研究本次起源于美国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与人类生活状况的真实面貌，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 在人类1945年“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金融业充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急先锋和马前足，而在现代电子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金融系统，为货币的转移、流通、兑换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和保证。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基本背景。在1971年美圆同黄金脱钩后，货币的发行事实上就由各国自己负责，而在此基础上通过电子技术建立起来的高速的流通体制，为国际“游资”创造了条件，也同时埋下危机的种子。 因此，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世界经济一体化、货币发行的分散性与货币交易的快捷性，都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当货币转化成为一种信用膨胀的工具并且承担无限债务后，一方面发生大规模的货币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货币的超强的流动行，其结果便是，充当货币载体的金融系统一方面承担自己根本无能力承担的债务，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能够支配的货币分散到各个产业中去。所以，到最后金融系统也只有在这双重压力下崩溃。 货币发行与交易系统同整个实体经济的矛盾，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一方面，货币被占用在不动产上，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代表，通过不动产价格的超实际的上涨而被占用，货币恰恰失去了或者不具备了流动性；另一方面，纯粹的货币交易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上，纯粹货币交易又使得货币具有不可防范的流动性。这两个方面的消长与作用，最终导致以股票市场为阵地的经济组件的首先崩溃，从而发生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的破产。 货币交易与商品（包括劳务）交易的矛盾，也是形成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是一个具有非常良好的社会自愈能力的国家。因此，如果对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幸灾乐祸，是一种十分幼稚的心理。而且，金融危机本身不会毁灭美国社会的创造活力。即使撇开政治制度，中国也是一个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 必须把眼前的金融危机同科技革命联系起来看待，因为两个产业分工在全球经济的分工中，既是催化剂，又是发动机。美国的风险投资是高新科技产业形成和传播的前提。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圆的世界货币地位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一系列变化。国家见的发展竞争将更加依赖于社会劳动者智力水平的高低。美国一极独大的地位在最近二、三十年内不会被根本动摇。 中国不仅应该对解决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巨大的贡献，而且应该提出危机过后的全球金融体制建设方案，以稳固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显然，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国内形势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而且国际形势也同时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三、必然的与可能的后果 显然，眼下正在蔓延和向纵深发展的全球金融危机决不会像“雨过地皮干”那样匆匆而逝，它会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层面上刻下深深的印记。但是，我认为，眼前的金融危机也决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或者宣传的那样恶果严重。如果说金融危机无伤实体经济，那是对金融危机无知的表现，而如果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会很快的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也言过其实。 事实上，金融危机远没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更可怕。当然，这是两种现在完全不同的事件。金融危机是人类社会交换系统出现的问题。措施需要从分配体制中去寻找。 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仅仅作为重建的一个引证和起点。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建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统一各个主要的经济大间的货币发行尺度问题，着要求世界各国发行货币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发行参照物，不解决这个问题，货币仅仅在交易过程中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汇率的市场调整就缺乏公平性。 重建世界货币体系必须从货币发行的设计和控制开始。也就是说，需要为货币发行找到统一的尺度和稳固的支持，人类在自己经济生活和国际交往中，其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才会比较合理。 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有效控制纯粹货币交易的规模和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货币的不受限制的发行，结合电子技术的高科技，使得纯粹货币流通达到一种天文数字的程度，同时大量的“游资”的转移可以在转瞬间完成和实现。货币体系中积累了无法统计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货币数量，它们主要通过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兴风作浪，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性。 1971年世界能源危机后导致的美圆与黄金脱钩，就为美圆的本次危机埋下伏笔。所以，在36年从美国开始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着深远的经济背景和货币体制背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事实上不仅是世界物质资源最大的消耗者，同时也用自己漫无控制的货币发行掠夺其它经济体的财富。 可以肯定的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后果是：1、催生全球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产生以及人类统一货币体系的设计。2、货币发行机制必须重新设计。3、货币交易系统必须重建。4、人类经济活动回归到物资财富的创造层面上来。5、重视人类劳动的智力水平的提高，并且把这点放在社会文明进步的首位。 全球金融危机最坏的可能性后果是：导致21世纪第一场人类战争的发生。当然，目前看，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的认真合作的态度判断，还没有出现这种后果的条件与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结果完全不可能发生。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虽然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智能并且达到了极高的文明程度，但是，人类却并不是一种完全被文明的理智所支配的生物。有时，人类的某个集团或者国家往往被战争的欲望所支配，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发动战争而不记后果。 但是，我仍然认为，不必过份担心本次金融危机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的破坏性作用。需要把全球金融危机放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衡量，同时，明白金融危机只是人类社会中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经济体中货币与实物经济衔接的不平衡。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但是，并不伤及人类的智力本身的发展。 本次金融危机将有可能永久性的结束世界对美圆的信任。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合理的、统一的货币发行体系的建设必须立即开始。可以说，货币危机考验着全人类的智慧。 四、中国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经济危机，不会冲击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中国，如果发生大规模的不可控制的金融危机则必然导致一场政治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就是政治危机。中国不存在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中国，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社会政治问题。 必须持有一个宏大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放到整个世界格局中才能够准确找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在20世纪里，中华民族的命运事实上就已经同世界局面密不可分。 中国问题的核心是政治问题。目前，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产党积60年执政的历史恩怨于一身，背负的历史和现实包袱都太沉重。所以，中国最应该防范的是避免社会的政治动荡。 可以说，对于中国，银行系统是全社会最大的负债者，并且，它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个体制具有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具备极强的协同性的能力。表面上，各个金融机构是在各自为战，但是，它仍然具有高度计划性的特点。是城乡居民的始终不变的储蓄偏好支撑着中国的金融系统。 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中国经济政策必须回归到发展制造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两个方面上来。 在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金融业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泡抹”成分。现在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原因，“泡抹”还在可控制的程度。 中国问题，就经济角度而言是一个劳动制度问题。改革开放30年，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必须看到，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发明的自由度还有待于提高。中国需要制定一个能够覆盖全体劳动力的智力开发、培训和教育计划。把提高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当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去设计和规划，同时，以此走出长达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五|、中国的避危措施 曾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金融界，主要以学习美国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占了上风。比如监管层的分业管理、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财务分析等等，都是向美国学习的结果。90年代末，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已经把四大国有银行的两万亿不良贷款进行了剥离，现在看，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当然，在21世纪以来的几年的经营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然层出不穷，是中国人强烈的储蓄偏好以及国家信用的理念支撑着我们社会的金融业。 在2007年下半年间，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出现偏差，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过热，并且把抑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如何治理国内经济方面，一方面受到传统思维和经济政策定式的支配；另一方面，显得对国际经济形势缺乏了解和认知。 从紧的货币政策直接导致这个大陆股票市场从2007年10月间的大致6100点跌落到目前的2000点。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宏观政策也得到及时的调整和迅速的转向。 中国必须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立场上处理自己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20世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面下已经失去基本的前提。市场与计划理当不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标准，当然，人类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差别正是不同文化共同走向文明的条件。 在今后可以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我认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而不是物价问题。就社会发展方面而言，中国需要制定以提高全民智力水平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计划，这需要我们的社会健全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体现社会“软实力”的各个系统。同时，中国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食品工业系统，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大国。 中国，只要能够保证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就能够避开和平稳度过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三鹿毒奶粉”事件，从社会意义上判断，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必须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方式。中华民族必须走上一条以劳动第一与崇尚科学的文明发展道路。经济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的良好运行有赖于高尚的道德、崇高的智力和公平的政治等方面的支持，否则，经济不可能一忮独秀。 在21世纪初，是中国最需要伟大社会发明的时代。我们的民族从现在起，必须真正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伟大制度发明，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万世太平和文明发展。 徐国进 2008年10月13—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