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历已经证明，不管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成功的关键条件是基层和中央团结一心，即上下能实现有效联动。现在，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进一步的推进遇到了很多困难，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才能又一次带动全国改革的全面推进，就像三十年前，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带动了我国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这次，在这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国内的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上的金融海啸），中央领导密集地考察农村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凸显了高层新一轮土改的决心。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明确突出了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主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以往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所释放出的生产力消耗殆尽，虽然有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支持，但这些政策的作用是短暂的和有限的，农民感觉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来，也迫切希望中央能在农村掀起新一轮土地改革。可见，这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上下联动意识十分突出，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的起点。现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次农村土地改革中，无论是微观的行为主体还是宏观层面的行为主体（政府），都必须在已有的或者新创造的知识基础上，来进行各种选择，选择的有效性就决定这改革的成功程度。因此，在这次被寄予厚望的农村土地改革中，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基本因素：知识与选择。
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微观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而理性选择的有效性，则取决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相关知识的多少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假设甲乙是两个从事某一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对于该经济活动，如果其中任何一人掌握的相关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大于另一人，则该人就会运用自己知识优势，进行投机主义行为，产生相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产生低效率现象。只有使当事人双方对该经济活动拥有相同的“共同知识”以及知识运用能力，这样才能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微观经济运行效率。因此，降低当事人之间知识的非对称性以及提高知识运用能力，是当事人进行有效行为选择，以提高自身福利和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中，知识和选择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知识积累和目前国内国际的经济社会现实，促使了我国领导层这一次农村土地改革的行为选择，该选择主要是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以实现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村经济发展释放出新的活力。我国农村幅员广阔，有九亿农民，在这个群体中，由于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较低，存在严重的知识不对称（不象城市，一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教育，知识的不对称程度相对要比农村弱的多），其中只有少数农村“能人”，他们往往掌握更多的知识，很自然的是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行为主体。其他广大的处于知识劣势的农民可能被迫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向这些“能人”转让，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和知识的非对称性，这些能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优势，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如这些能人可能对产权、市场不确定性、谈判的技巧和合约的作用以及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等多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就可以轻易说服其他人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约。本文就姑且把这种知识非对称条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称之为“知识欺骗”。土地经营权是农民最主要的的资源，它在稳定我国社会中具有重大的作用。由于存在“知识欺骗”，很多农民就会在不平等条件下把手中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这样，其市场经济价值就难以充分实现，那些失去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或选择留在农村给那些“能人”打工，或选择去城市里打工，然而，由于他初始的那种低效率的选择（低价或者高风险地转让土地经营权），造成了他以后无论如何选择，他的整个选择链条将是非理性的和缺乏效率的。而那些“能人”则运用“知识欺骗”，迅速集中广大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来实现规模经营，聚集财富。这样农村中的财富就会逐渐向少数“能人”手中集中，造成农村内部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而造成我国社会的双重两极分化（城乡分化和农村内部分化，而城市内部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广泛存在，分化程度就比较低），这对建设和谐农村、和谐城乡将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因此，农村中知识的严重非对称性、产生知识欺骗的可能性以及农民选择的低效率等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为了保证我国新一轮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的成功，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为了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政府一方面对农村进行广泛的教育培训，特别是对产权、市场竞争合作意识、市场风险意识、市场不确定性、合约不完备性、有关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政策和法律等多方面进行基本的教育培训，尽可能增加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当事人的“共同知识”；另一方面，完善土地经营权转让程序和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监督处罚力度，提高违约成本，等。从而降低或者避免“知识欺骗”现象的发生，促使各当事人都能进行有效的选择，进而推动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