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中华的崛起须承认客观存在
在上一节,笔者讲到“发展不起来什么主义也不灵”;在这一节,笔者想说的是,“中华崛起是尊重科学的结果”。为何?就因为任何一种主义、理论都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又是一个始终都在发生变化的事物、物质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崇拜某种主义、理论的人,说白了,都有唯心主义的嫌疑,或者说都是些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东西。
这是因为,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主义、理论都是主义、理论范畴或者说主义、理论都是具有相对性的。因此,企图用一种“过去时”的主义、理论来指导已经、必然、确实发生了“位移”的事物、物质,尽管不一定完全过时,但肯定会存在“驴头不对马嘴”的事情。如此,怎么办才好呢?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能够面对或者说能够根据新事物、新情况去创立新的主义、新的理论。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主义、理论,可放之四海而皆准。
是否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因为它们面对的都是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或者说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再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空间和时间不发生变化的,用一句哲学上常用的话说,叫做不可能“同时走过同一条河”。而中国的经验更告诉我们——理论的坚持不等于不要理论创新。
什么意思?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叫做“批判的武器不等代替理论的批判”。更是因为,理论其实是对研究对象存在与运动状态的描述,它并不能等于研究对象的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的本身,也就更不要说曾经的“理论”、“主义”未必是科学、理性的,而事实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势必存在“滞后”或“超前”,即不能正确“面对”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总得有所追求、有所崇拜是吧?那是。那么,我们应该追求和崇拜什么呢?笔者以为,当然也就是这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认识的问题——追求和崇拜包括经济社会在内的各种客观规律、非客观规律。诚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换言之也就是说,由于一切科学都是为了揭示研究对象的存在与运动规律,所以坚持科学比天都大。
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统统都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服务的,而绝不是中国人民和它的国家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服务的。如果中国共产党连这么一点基本道理都整不明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个连“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这么一点简单的道理都整明白,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党?
那么,什么又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党?笔者以为,只有能够从对主义、理论的崇拜,转变为对客观的尊重和对规律的崇拜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政党才是成熟的政党,才可以被称为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党!如此,我们能否说,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业已是一个成熟了的政党了呢?笔者以为,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有“科学发展观”作证。
当然,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彻底地成熟了,因为在上述“发展观”里面还有一个极不成熟的条款存在,那就是“以人为本”。为什么?就因为“以人为本”有取代“以客观为本”或“以物为本”的嫌疑,而大家知道,人是一种在大脑的支配下、理论和主义的支配下运动的生物!虽然人和人的意识都具有物质性,但人的行为常常是被错误的理论支配。
现在,我们先不讨论各种主义是否揭示了规律,是否是规律的体现,是否正确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与趋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滞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政治经济生活是被各种主义、理论所笼罩着的,我们的人民是在为各种主义服务而压根就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现在看来,“三种全会”把“经济工作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有多么的重要!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转移”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究竟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发展观与各种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相互较量、斗争的结果。虽然,当时的党中央还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但科学发展观之种已深埋在了中华大地!
之后,展开了“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大讨论,显然是有针对性而不是随便提出来的。至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更是对上述的概括与总结。而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能够提出“科学发展观”,可以肯定,更不是偶然的而一定是必然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就更具有科学性、相对性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了。上述,系中国人民的一种福分。
当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里面也浸透着我伟大中华儿女的生命和鲜血,否则笔者也就谈不到“福分”的话了!笔者实在是无法计算出来,为这一“观”的产生,有多少我优秀的中华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考虑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笔者为其专门开辟了一个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