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乘数大于1 《一个鸡蛋乘数》的相对论(1)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得到价值中国网编辑的推荐,它就是由陆善民撰写的《一个鸡蛋的乘数》。之后,笔者又在网上看到了余荣星撰写的四批《一个鸡蛋乘数》的文章。觉得很好玩,于是也过来凑凑热闹。首先,想先肯定一下这两位作者的精彩文笔,因为有好长时间没见到过这么漂亮、有文采的文字了。诚然,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在讨论其“文笔”的。

 

1·经济学绝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那么,我要讨论什么呢?我要讨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是无论如何也不靠“假设”来立命的。诚然,这也不是说经济学就不能假设。前不久,笔者就曾经为自己的经济学搞过一个“非理性人假设”。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在“假设”的前面,还是加了“一个真实”的词语,为的是告诉人们,我的这个“假设”其实是真实的,只是人们认识不到,或者说人们都不认为,或者说人们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其真实性,所以,才用了“假设”这两个字。

大家知道,假设经常被数学使用,或者说在数学上常常使用“假设”。然而,笔者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它究竟是怎么被经济学“借”过来的。总之,当经济学使用了“假设”这个词汇时,产生了一门新的数学,它的名字叫做“经济数学”。这里,我想说的是,我是不主张在经济学上搞“假设”的。为什么?因为经济学一旦使用了“假设”,经济就变了味儿。

为什么说当经济学使用的“假设”以后就变了味儿?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假设”都是建立在“主观存在”或者说“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退一万步说,它即便就是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那也是对曾经有过的那个客观的反映,因此,其“假设”,业已失去客观。这样,“假设”,便失去了真实性。

笔者以为,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之所以会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试图用假设来替代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他们至今也没有找到,或者说他们至今也不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是的,笔者一点都没冤枉他们,所以他们才用“假设”或“案例”来弥补。

比如凯恩斯,什么“节约悖论”,什么“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等等,可以说无不建立在“假设”或者说“主观存在”或“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说心理话,我对凯恩斯这个人的理论是不太感冒的,因为当它解决不了生产与消费关系时,便给人们玩出来的一个“经济悖论”。其实,所谓“节约悖论”,只产生于凯恩斯自己的大脑里,非客观世界使然。

 

2·经济学至少应建立在预言的基础上

 

难道“假设”与“预言”有什么不同吗?是的,不仅不同,而且还有本质的不同。那么,两者有什么不同?笔者以为,前者系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主观存在”或者说“主观判断”;而后者则根本不同,它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或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存在与运动状态,发展与转化趋势的揭示上。换言之,由于后者已掌握了过去时和现在时,所以才有“预言”。

由此可见,“预言”与“假设”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再换言之,由于凯恩斯压根就没有搞清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或者说作为经济学大师的凯恩斯,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生产与储蓄的关系,所以他才给人们拽出来的一个“经济悖论”。当然,凯恩斯也不想做“政客的奴隶”,于是,为了做“政客奴隶”的“奴隶主”,他才给人炮制出类似“一个鸡蛋”的故事。

写到这里,明智的读者或许已经明白,我在支持谁与反对谁的了。诚然,我是支持《一个鸡蛋的乘数》作者的观点,因为在这里我很难作到“骑墙”。笔者以为,一种理论能否具有存在价值,不在于它是通过什么方法计算、证明出来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就是把天底下的数学公式都拿出来,不管你计算、证明的过程,只要你前提错误,结论肯定不正确。

为什么说凯恩斯或余先生的结论不正确而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学不能建立在数学意义上的“假设”的基础上,也不能拿深圳、温州的经济发展来做例证。现在,我们先不说凯恩斯的假设是纯主观的东西,即便是美国的案例、温州的案例,同样不具有实际意义或者说已基本失去价值。为什么?就因为所有的“案利”都是“过去时”,顶多有点教学意义。

咱们不妨还拿那个“鸡蛋”说。笔者承认,当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以后,一个鸡蛋可以孵化出一个小鸡。好吧,我们就打他是一个“双核蛋”,孵化出两只母鸡总可以吧?可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你生出的鸡蛋还是已经出拦的肉鸡都卖不出去,市场滞销!如此,就是你一只鸡蛋生出了一万只小鸡,你不但销售不出去,尚需要为孵化、养活它们承担生产成本!

 

3·经济学研究绝不能不考虑时空转换

 

大家知道,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没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一个是沾了“特区”的光,一个是沾了“改革开放”时间早的光。如果当时国家把给它们的优惠政策给了西部的某一个城市而不是深圳和温州,我根本就看不出来深圳人和温州人,比西部地区的人们聪明在哪里!也正是由于如此,邓小平先生到后来才后悔,未把上海列入“经济特区”。

在读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清朝的中期,中国经济的热点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各种“古道”上。其中晋商、徽商,有哪一个在沿海?据笔者所知,在乾隆时期,现在的河北省有一个军事、经济重镇叫张家口的,每年的贸易额在4亿两白银,而上海,还是个小县城或者说还是一个小鱼村。深圳的发展,不也就是这么几年吗?可是,河北的张家口为何衰败?

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家口人民为北京的安全,牺牲了改革开放!有一次在河北开文代会,上面要求各地区阐述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有一位张家口的作家,就把张家口市的文化特征概括为“不开放文化”。我看,道理也就在这里。如此,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怎么能把深圳、温州的经验拿出来让人们分享?如果按其经验办事,肯定会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就出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乱子,就出不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对性来创立一门经济学的乱子,就出拿着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建筑在假设基础上的理论——说今天的乱子。为什么?因为“广义凯恩斯”的所谓“假设”压根就不存在。为什么说凯恩斯的“假设”压根就不存在?因为凯恩斯和他的经济学假设是意识决定物质。

为什么说凯恩斯和他的经济学假设是“意识决定物质”而不是“物质决定意识”?因为包括马克思、凯恩斯在内的西方经济学都解决不了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说他们和它们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假设”在经济学研究中,是一种经常被经济学家门普遍采取的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只要采用“假设”方式来研究经济学,都是唯心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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