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殷长辉老师的推荐，我读到了他珍藏的刘智田先生写的《我的七十年》一书。让我自豪的是，刘老先生 “文革”前在孝义中学教过七年多书，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老前辈，读这样的书自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刘老先生生于1934年，当兵、务农、打工、教书、搞科研、做官、下海，一生跌宕多姿；在上世纪那动乱的岁月里，牛鬼蛇神、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蹲大牢、坐“飞机”，受尽人生苦难。他不仅把自己的多难人生写了出来，更难得的是，书中始终闪烁着一种对苦难中国的理性思考，使我这个没经历过那段灾难历史的小教师受益颇多。让我不明白的是，这样的好书，却不能公开出版，没有出版社名，只写着“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06）字第86号”，难道仅仅因为此书说了一些真话，触动了执政党的敏感神经，就落得这样一个凄惨的下场？想不到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这个爱读书的人连这样的好书也买不到。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了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为什么没有完成。1992年秋，刘先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跟台湾一家公司的洪先生闲聊，洪先生讲了台湾的农村情况。台湾的农村改革（“土改”是中国大陆的特有说法）没有斗一个人，也没有死一个人，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手段完成的。政府先出钱，把土地买过来，再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土地卖给贫苦农民。农户们先种地，如启动生产的资金有困难，政府还给予贷款支持。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产品，从每年的获利中逐年还给国家，经过若干年还清本利后，农民就变成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非常拥护这一改革，他们按资本经营方式，努力发展生产，这些农民实际上已转变为农业工人，每个农民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远远高于大陆农民。对出卖土地者包括大陆所谓的地主，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他们用卖地获得的资金，开发企业、工商业和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由于从事现代产业的收入比地租收入要多的多，因此他们非常乐意将土地卖给政府，将卖地的钱转为资本发展现代企业。农村改革使台湾的经济全面发展起来了，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大陆要高的多。农村改革前台湾农民跟大陆农民一样穷，三四十年前台湾农民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台农家里有一两部汽车以及各种现代化农机，已是很普通的事了。
1994年在新加坡时，一位留美的华人博士对刘先生讲，苏联、中国都是“消灭”了地主，致使两国的农业发展缓慢，至今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欧美各国以及“亚洲四小龙”则是“消灭”了贫农，农民成了工人，地主成了资本家，农业经济过度到了工业经济。“你们是越干越穷，人家是越干越富。”
这段历史尽管让我们汗颜，但却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想当初，我们的“土改”进行的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大部分农民还很贫穷，有些地方的农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当初就非得进行“红色恐怖”的土地革命，无情没收土地，把地主斗倒斗臭还要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呢？为什么就不能实行一种让农民、地主和政府双赢的政策呢？
更可悲的是，农民享有土改的丰硕成果并没有多长时间，没过几年，“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教授语）诚哉斯言！
现在的农民尽管在法律上对土地拥有30年不变的经营承包权，实际上还是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正因为如此，在市场化过程中，无论是城市建设用地，招商引资用地，还是城中村改造用地，新农村建设用地，农民拥有的土地都会被政府廉价地征用，他们得到的补偿费和安置费少的可怜。中央党校的专家计算过了，“农民从土地征收中所获得的补偿仅为土地市值的5—10%”。按照国家土地法的规定，基层政府经批准征收土地后，土地增殖的55%以上上交国家。这款法律条文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确保的是国家得大头，对农民利益的考虑仅仅局限于补偿给他一点小小的损失，没有照顾到农民失地后的长久生活来源，更没有考虑让农民得到土地增殖的利益。（《杂文报》2007年4月27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土地的市场价值一路攀升，而以土地为唯一生产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只能在低价征地和补偿中失地返贫了。
呜呼！我只有为中国大陆的农民冲天一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