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今年第一季度达到了11.1%的增长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偏快，担心可能出现经济过热；并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预防。这种担忧没有足够的理由，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逐步加大的现状还远未改变，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整好经济结构，就可以保持这种速度增长，又好又快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管理能力的增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沿海地区主要得力于优越的地理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许多高附加值产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经济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少数省市占了全国GDP比例的大部分，这种情形加速了劳动力人口的不合理流动，虽然这种人口流动为现代城市服务业的振兴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但同时加大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和产业的过度集中，使得地区之间的发展机遇在人为因素的推动下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极度充裕的流动性资本迅速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先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猛涨，后是股票市场的突飞猛进。而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刻意保持的低利率环境已经随着美联储的停止加息而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助长了国内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国内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又吸引了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金的流通速度，导致流动性过剩问题继续加重。在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房地产投资加快和外贸出口加速导致了国内工业快速增长，企业效益普遍提高，宏观经济再次出现“过热”。而城市劳动力收入和消费指数是同步增长的，很少财富转移到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进行产业投资，并带动一方致富。中国农民收入相对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仍然很低，农村消费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许多高新产品和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产品很少进入农村消费市场。按照13亿人口计算，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低，收入差距在拉大。农村居民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主要消费开支依靠收入再分配得到保障，由于保障体系和监督机制不完善，一些和惠民政策得不到很好地落实，而且许多居民对产业现代化的意识薄弱，激活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需要发挥政府管理职能，引导产业的区域性转移。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口不合理流动使得农业等传统产业效率低下，科技普及应用任重道远。近几年，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乡村道路改造、民房建造以及乡村医疗保险的普及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可是大部分农村仍然停留在小农耕作阶段，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没有真正地启动。自给自足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农业人口占了总人口的大部分，只有推行农业现代化，拉长农业产业链，才能为高附加值产业提供强劲的后盾。城乡产业的区域性调整可以带动中国经济整体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减少贸易顺差的压力。
经济的带动和互补作用使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得到有效地发挥；资本流动性受到巨大的限制，可能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依靠区域经济的增长来支撑，并可能产生资源浪费和经济暂时的萎缩。但是，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手段来防止经济“过热”不是最佳的选择方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变革加强提高经济体系的协作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现在大多数人享受到文明带来的方便与快乐，传统产业只有建立在现代科学管理和科技的广泛应用基础上，才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投资项目缺乏前瞻性，政府必须引导企业走向公共投资不足而资源丰富的地区创业，为中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固定资产分散投资有助于产业的均衡分配和贸易带来的巨大开支，并能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从而为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条件。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源，经济高速发展本身并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教育与产业的偏离和科技的投资不足所形成的瓶颈可能无法适应目前这种增长势头，我们只能提高现代化管理能力，不断完善社会分工，创建合理的分工机制，才能消除“过热”带来的压力。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科技创新不足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附加值，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依然偏多，而在此背后潜藏的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在国际经济环境总体依然有利，国内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改善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将继续较快发展。这种格局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适应市场需求的劳动力素质，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才能更好地利用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实现全国经济的腾飞。
虽然当前人们担心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但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优化经济增长的环境、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带来的严峻挑战，消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制约因素。自2003年以来，连续多年的投资快速增长导致了煤电油运等瓶颈约束。围绕这些瓶颈行业，企业投资迅速跟进，市场热点形成，市场景气周期开始启动，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投资与市场主导的重工业化投资相重合，城市化速度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直接推动了重工业化投资的加速。这种局部的加速受到其它因素的限制，协调发展，统筹兼顾，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不能被动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过剩需要快速的经济发展才能吸收，而劳动的平稳转移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得力于经济体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提高国内的有效需要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尽快建立区域之间优势互补，促进不同行业之间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富裕。控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失去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机遇，对未来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得不偿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