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推行成功经验总结 中国的制度经验和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上层建筑:中国的制度经验和问题

——钱宏温铁军谈话通讯录

 

铁军兄长,你好!

今天又见到兄长了,心里很爽。知道为什么吗?答案我已经说过多次,这里再正式表达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在农村实际耕作过十一年的老农人,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人类的哲人并不拘泥于用“话语”言说,还是用“行动”言说,还是话语行动结合。从个人喜好上说,我更喜欢象子墨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而这,就是我这个老农人,特别喜欢你这个“行动哲人”的原因。

我知道兄长喜欢厘清了概念再说话,那么,我对哲人的定义是,爱智慧的劝善者。当然,你不是政治家,我对政治家的定义是,善待他者而富有智慧和勇气的人。那么这个劝善、善待的善又如何界定?

人性无善恶,因良知而有向善、从善、至善及臻于完美生活的秉赋。何为善?善,就是他我和合共生关系的实现。那么所谓“善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生命是地球优于群星的标识,生命是地球最美丽的花朵,人类作为生命意识形态的“我者”,是从第一次发现“他者”的存在开始确立“我者”的存在,即从“他者”观照自身的快乐体验中重新发现了“我者”,也发现了“他者”是“我者”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每个人善待他者的行为是一切人善待他者行为的条件,于是,善待他者的行为便成为人类一切幸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在饭桌上谈及的“从地缘政治到工商政治到生态政治的发展趋势将成为国际关系基础的新起点”,将可能成为一个很有意味的国际公共话题。最近,对新型国际关系熟稔的赵启正先生和我应凤凰网的邀请为他们即将创刊《文周刊》写了一个发刊词,我们相信,在新的国际关系语境中,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处世哲学将是非常适宜的,即: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所谓和合共生,就是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三位一体。

 

    另外,苏荣书记那里,刚才我已经发短信给他秘书小宋说明情况了,没有关系,还是感谢你对我家乡建设的关心。

   你哪天去张家港?我还从来没有去看过这个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热点”呢,假如方便的话,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到那里,我从上海赶去,给我一个亲身感受它的机会吧!呵呵

    旅途奔波,千万注意休息!

                                    弟:钱宏2008年9月18日

又及:能否把你今天讲的PPT文件email给我再拜读一下?

 

钱宏:

我明天晚上会去永联村,后天上午看看新村,下午回到上海虹桥机场去安徽。每个地点都很短暂,还会有很多人;还是下次来再见面的好。

温铁军

 

铁军兄长:

呵呵,好吧。我知道,你昨天说了,23号你还要去联合国大会,为温总理这次在联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作铺垫,还要去委内瑞拉什么的。为弟还是那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是建设的本钱。讲规律的人,不要忽视了人自身心灵运行也有其规律——旅途奔波,千万注意休息!等你转了一圈回来,我再去北京和你再继续2004-2006年的“厨房谈话”,呵呵。

下面,还是想跟兄长先讨论一点事。

有幸列席听了兄长18日给上海市政协中心组第七次学习会的报告,很受启发,这个我在以后的探索中会得到体现。不过有一点,即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实行时间问题,我想兄长可能记得不够准确。为弟其他地方去得不多,但欧洲特别是法国前后去过8次。那里的农村给我留下十分美丽的印象。那里的“景观农业”、“生态农业”,散落在山坡麦田旷野树林间的村庄,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农人、小孩、小狗,在林边草坡静静啃食的奶牛、羊羔和耍欢的母马,哪怕是坐在TGV(高速列车)上走马观花,就能把你给观醉了去……难怪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地区。这一切真要归功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在物质资产转换成货币资本的过程,政治主权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的论断,用我所谓的背景主义自组织理论的话说,就是充分发挥政府(比如作为国家集团的欧盟委员会)的自组织力。但是,老欧洲与中国相比,有一点质的不同,这就是,与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发挥实施主体作用的,是各个成员国的社会自组织力。无论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即将进入的“生态社会主义”时代,发挥政府与社会两个自组织力都是历史的必然。我日前与剑荆兄他们讨论俄罗斯联邦正在创新试验一种“威权+民主新政体”,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参看《钱宏张剑荆关于俄罗斯联邦制度创新的对话——威权+民主“新共和制度”创新试验》)。我们认为,在面对俄罗斯联邦和欧盟这两大政治实体最近二十多年里的制度创新试验,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都显现出理论的贫乏、媒介的无知和思想的呆滞。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从欧共体到欧盟(甚至俄罗斯联邦)的创新试验,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举。

在我的印象中,欧盟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始于其前身欧共体,时间是1962年,到1971年陆续实行了农产品统一价格、取消关税和货币补贴制度。最初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确保农业生产者合理适当的生产水准,稳定农产品市场,保障农产品供应,向消费者提供合理价格,使共同体农业免遭外部廉价农产品竞争。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以来,伴随着欧盟农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先后经历60年代农产品短缺到70年代自给自足,最后发展到80年代后的农产品生产过剩和财政危机,共同农业政策也由初期的促进农产品增产,转向着力解决农产品过剩、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村发展等新问题,其间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好处是明摆着,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是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欧盟农业开支日益庞大,占欧盟全年总预算的40%多;二是产量越多,意味着补贴越多,因此,农民不管市场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农产品严重过剩,降低了农产品竞争力;三是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美国和农业出口国组织凯恩斯集团成员指责欧盟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多数发展中农产品进口国则认为,在数以亿计的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欧盟国家却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在那些不该生产的农产品上。所以,2005年1月开始,欧盟开始实施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即兄长在这次上海政协中心组学习会上提到的,旨在强化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和环境保护,以及使欧盟农业生产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市场化,更适合消费者的需要,等内容。

欧盟目前的财政预算每年约为1000亿欧元,其中用于农业补贴的费用约占一半。8月24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先生给我来电话夸奖我有战略眼光,对国家发展政策把握“有先见之明”(指我2月给他写信中提到“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农业应当象国防一样,理所当然地属于公共财政开支部门,理所当然地享受国家公共财政扶持和补贴,指望农业为GDP作贡献既不现实,又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他在电话中透露说:中央财政将在未来5年连续每年拿出1000亿人民币用于农业补贴,即未来5年一共要拿出5000亿。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与欧盟每年400多亿欧元(近5000亿人民币)相比之下,那还差得很远。即使如兄长在会上说的未来5年将投入3-5万亿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上(其中可能有40%变成农民收入,从而转化为农村消费,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将以1:6吸纳就业,形成小良性循环),我的观点,那还是远远不够的。

兄长说得很对,均田和免赋,早在现代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就是历代统治者要经常做、反复做的保持“长治久安”的两件事。如果不是现代主义成为世界潮流(而非“冷战”或“主义”、意识形态、政党之争),1950年代整个东亚都完成“均田”后,必然要实行的是“免赋”加“贴补”,中国农民将很快恢复几千年来的小农生产、生活、生态习惯。但是,中国需要完成现代主义,完成“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所以,不得不借助“苏联模式”,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比较优势,以一个超强的上层建筑迫使中国农村社会高度组织化,以便从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身上获得剩余价值(城市工人同样长期保持着低工资收入)。我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普遍代价是城乡官民一道“勒紧裤带”、“斗争哲学”对世道人心的“全面侵蚀”和国家机构落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病根”,最大补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改变了世界力量均势的战略格局,也赢得了中国在世界舞台长袖善舞的国际空间。现在50岁以上的中国人,每个人都为此作出了程度不同的牺牲和贡献,所以,前几年中国国企MBO改革遭受“郎咸平-网友冲击波”是必然的,应该理解的。但是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由于1978年重新实行包产到户式的准均田(实际上是政府让步和甩包袱),而在1980年代拥有了短暂的“希望的田野”之后,1990年代后再次遭受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金融资本积累的猛烈冲击,以至于新世纪来临时所谓“三农问题”成了一个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于是,对农业的“免赋”加“贴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并最后在2005年得以实施。其实,不只是欧盟,我们的近邻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实行了类似的农业政策,而且反过来推进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完善。

当然,欧盟和日本的优势,是没有一个比如象兄长说的庞大的“上层建筑”需要超大公共财政来支撑,可为什么明明知道要用公共财政来支撑(供养)着如此庞大的“上层建筑”不再是“优越性”不再是“优势”,而我们中国为何非得要保持这样的劣势呢?前不久,我看到一则很有讽刺意味的消息,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说,“社会上的说法说每年各级党政机关公款吃喝就要消耗掉3000亿,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有一定夸大性,不准确。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政府接待的开支也确实是不小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拿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政府对于庞大的“上层建筑”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控,而且,“失控”已经形成一种不争的趋势。所以,有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前几年就对公款吃喝数据问题提出质疑(比如说预算是3000亿,实际可能达5000亿)。其实,公款吃喝3000亿,或2999亿,抑或5000亿,或5001亿,只不过是种表象。

中国领导人最不敢怠慢也最精力交瘁的一件事,就是面对庞大上层建筑后面的帮派政治,以及如何摆平政治帮派。任期制是个好东西,可是一放进中国帮派政治的土壤里,就象许多好东西一样,种下的是龙种,长出的是跳蚤。兄长说中国是政府公司主义(你不喜欢说主义,看来还不行,呵呵),还有人说中国是“财政联邦”,我说“市长型市场经济”,反正意思都差不多,站在中央政府和百姓的立场上看,中国特色就是:在中央政府得不到公民权支撑下的社会组织(比如工会、农会、市民大会)援助的条件下,似乎只能任由已经庞大到临界状态的“上层建筑”继续一届一届地鼓胀下去(不断晋级新官位的新官和增加享受官阶待遇的旧官),直至哪天自行爆烈崩塌。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把所有乡镇撤并后,在政权设置上只保留:中央—省(特区)-市(撤销地级市,把所有的县改市)三个层级,如果国家实行一次性官阶赎买政策,会如何呢?谁能结束中国的帮派政治,把帮派政治纳入明规则运行,谁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莫大焉!1912后的袁世凯、1946初的蒋介石、1953后的毛泽东,都曾有机会做这件事,但他们都没有做,或没有想做,或没有做成,甚或没有意识到要做。我要表达的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区域,在面临开创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在世界的转捩时期,都应该有必须有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头等英雄,如今机会再次降临中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望浩瀚星空,谁当大任?

 我前天和网友还谈到:我们说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上来,制定游戏规则如“高强奖惩政策法规”,就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即经济博弈,把自己从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有利、有累、又因带头败坏市场秩序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而尴尬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尽管这种“市长(政府)型市场经济”在两个30年(1949-1978,1978-2008)里先后为中国大陆实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城市化金融资本积累”替代了“社长(资本家)型市场经济”发挥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但它总体上是以榨取农民及其土地、劳动力、农副业产出(资金),以败坏乡村生活,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牺牲工人、市民利益、盘剥进城务工农民(农民工)剩余价值为代价发挥这一作用的。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是一百年来中国被迫“选择复制”西方现代主义的结果。如今,连现代主义的“原作”都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难道中国的“赝品”还“可持续”?中国真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完成中小企业与“三农”结合,以便大量吸纳金融资本和用活政府投资(我指的是象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那种),从而缩小工农、城乡比较收益差距的历史过程,终归还是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即还政府职能以本来面目。请参考《信手拈来:假如中国政体改革需要由头作转机——就“三鹿患儿”事件答网友》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17635.html

兄长是大忙人,我拉拉杂杂说这些,目的是希望兄长偶然关注一下我的探索,当然如果有机会与兄长交流,听取你的高见,就更好啦,至少,你我都关注“可持续”问题,关注“中国农民”、“中国教育”、“中国官员”问题,心中装的是活生生的人,是社会政治现实,而不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更不是职业化的“学问”(我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呵呵。

 

祝兄长平安顺利!

愚弟:钱  宏2008年9月19日晨

大作《中国的工业化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发展问题》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ost Colonization Era: Industrialization & Its Typical Dual System.收到,我将再次认真拜读。谢谢。

 

钱宏:你好

谢谢关于欧盟农业政策的介绍。

在18日的会议上,我也许在比较快的叙述之中有口误。

应该在介绍日本1980年代的农业政策转型之后,接着说欧盟是10多年之后,在1997年以后开始调整过去的共同农业政策,把追求效益目标,改变为追求区域综合发展、食品安全和农业多样性。

你的论述中涉及三级治理,与我2001年提交的政策建议内容差不多;当时提出中央省区县市三级自上而下的集中治理结构,与市、镇、村三级的平行自治结构相结合;后来我曾经概括为“增省、撤地、强县、弱乡”。在此前此后,民政部和发改委也有人谈及类似的看法。这些说明人同此心。

 

 制度推行成功经验总结 中国的制度经验和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温铁军2008年9月19日22:57

 

 

铁军兄长不必客气。

      说到治理结构问题,它与“官阶官位”一起构成“中国官员”问题的双环扣,我在《背景主义自组织力理论的中国对象与方法》亦有一些探索,寄上,请您指教。

      不好意思,请兄长别烦我喜欢拿系统性的大问题说事——面对中国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的现实,我对中国学界的碎片化思维方式还一个头头是道(还借助权力以偏为全)的现象,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再批评他们了(有名人遭到批评没词儿时,说现在有些就喜欢拿骂名人出名,我可没有这种需要),只好由我这个农人出身却偏爱思索的流浪汉来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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