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春节前，我所在的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贾文广博士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陈云经济学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是否还具有指导意义？ 从一开始，我就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很稚嫩的话，我们应当承认，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前三次调整（即1960～1965年旨在修复“大跃进”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比例关系的调整、1979～1985年旨在消除因价格改革引发的财政赤字的调整、1988～1995年旨在抑制严重通货膨胀的调整）都是在陈云经济学的指导下完成的，并且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如果不是很眼拙的话，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经济最近的一次调整，即2003年至今旨在抑制所谓的投资增长过快的调整，有着国内经济理论界全盘西化的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如果不是很健忘的话，邓小平曾告诫国人：陈云的一系列建议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随后，我们曾多次就这一非常严肃的话题展开讨论，而且不断深入。不久前，我在所内做了一次预研报告，得出的初步答案非常肯定：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宏观失调、微观失控，这恰恰是背离陈云经济学的苦果。 症状何在 研究表明，2001～2005年，在全面反映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当中，增长最快的并不是总产出，也不是最终消费或者资本积累，而是储蓄。依据国统局提供的数据，与2000年相比，2005年支出法GDP累计增长率为107.62%，其中最终消费累计增长77.13%，资本形成总额累计增长147.5%；而储蓄累计增长率高达167.57%，其中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累计增长率为119.25%，外汇储备累计增长率为394.58%。 进一步说，尽管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加值高达5.57万亿元，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累计增加值高达7.67万亿元，换算为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累计增加值为5.4万亿元，后二者合计13.07万亿元，是前者的2.35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尚未考虑2006年统计数据，也没有考虑2007年一季度统计数据。如果按照2006年统计数据计算，最近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加值已突破6万亿元，而储蓄合计累计增加值则接近17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2.8倍。如果按照2007年一季度统计数据计算，最近5年零3个月的储蓄合计累计增加值已接近20万亿元，是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加值的3倍以上。 与此同时，尽管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进入城市并导致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平均超过2000万人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不足700万人，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更糟糕的是，如此不充分就业导致国内城乡居民人均贫富差距自1997年末一度缩小到的3.08倍扩大到2005年末的3.61倍。 在微观经济领域，近年来，国内企业颇为明显地表现为存货过多，投资过少；当前利润太多，长期利益太少；流动资产太多，长期资产太少；间接融资太多，直接融资太少。这在利润增长最快的企业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06年，太钢不锈（000825）净利润较上年激增212％至24.24亿元，但在总资产由年初的388.28亿元增长5.14%至408.23亿元的同时，流动资产由131.2亿元增长29.7%至170.17亿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由33.79%快速提升至41.68%。在另一个案例当中，江西铜业（600362）总资产虽然在2006年由131.34亿元增长至187.5亿元，但在新增的56.16亿元总资产当中，74％分布在流动资产当中，其中仅存货一项就增长了28.53亿元，而固定资产增加值只有1.63亿元。毫无疑问，企业囤积存货是导致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新增资产不能顺利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以至长期资产不能相应增长的结果。进一步说，如果企业的固定资产不能随利润增长而增长，那么，未来的利润增长就只能过多地依靠价格上涨，而不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这显然是在牺牲长期利益。至于国内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连股票投资散户都知道，并且至今尚未改变，故不必赘述。 病因何在 那么，如何解读上述当前中国经济宏观失控、微观失调的现象呢？ 西方经济学者大都相信，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以至经济过热。表面上看，中国的投资增长率的确大幅领先于GDP增长率，也明显高于消费增长率。进一步说，由于投资增长率总是伴随贷款增长率上升的，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要想为经济降温，必须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限制贷款增长，以至限制投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在主张加息的吆喝声中总是能分辨出甚至首先分辨出外国研究机构的声音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精心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也是一项针对中国的阴谋。这一至今仍在发酵的论调，深信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矿物商品市场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需求“大爆炸”，由此出现全面而持续的价格重估。人们不断被告知，就算全世界铜矿的新增产能都瞄准中国，也不可能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以至于不得不通过价格重估或者通过涨价来达成新的供需平衡。类似的品种还有铁矿石、镍、锌、石油、天然气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面对同样的价格上涨，但劳动力比较成本决定了发达国家与中国不可避免地身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前者经济将持续减速甚至出现衰退，后者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不言而喻，如果中国能够抑制投资增长，舒缓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需求，便可以为发达国家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调整其产出结构，破解其心目中的中国威胁。 我不想贬低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功底，但我无比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所谓投资过热或过度，决不是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消费增长率作比较的，而是拿投资与储蓄作比较的结果。无论任何时候，投资过度都是投资增加值大于储蓄增加值的结果。如今的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忽视了这一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原因是傲慢的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英国的凯恩斯理论，倒是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情有独衷。实际上，在美国之外，该等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连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几乎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成功，拉美国家如此，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同样如此。 糟糕的是，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也一知半解地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并尝试着用说不清鼻祖是谁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于是，在主张采用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投资增长并由此实现经济减速的议论中，国内学者亦不乏其人。 西方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中国的宏观失调、微观失控现象，也无法从根本上达到限制投资、抑制价格水平的目的，毕竟投资更多地是由储蓄增长决定的，毕竟价格水平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相反，那种指望由央行来负责吸收流动性的做法，只是将问题从一个口袋里拿出来放到另一个口袋里而已。更糟糕的是，这将导致央行过度负债，以至为今后的财政赤字设置陷阱。话说白了，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可以用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投资者的钱来补充，但央行的损失只能用本国财政来补冲。然而，考虑到中国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考虑到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考虑到中国至今仍然脆弱而且未来支出压力巨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真的可以对当前不重要但未来不可能不重要的财政赤字掉以轻心吗？ 或许有人会讲，在投资增长过快的情况下，采取以限制投资增长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违背陈云经济学关于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的理论。的确，在陈云经济学当中，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或者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或者生活与建设的关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陈云所讲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就是对这一关系的经典表述。但我的回应是，那些认为以限制投资增长为重点的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符合陈云经济学的人，实际上是在歪曲陈云经济学，至少是对陈云经济学做出了教条主义式的理解。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自建国至1976年以前，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月光族”，城乡居民储蓄微不足道，而且增长相当缓慢，同时也几乎没有外汇储备，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于是，社会总产出要么是用于消费，要么是用于积累或投资，当然也就不存在储蓄与投资必相等的问题。但是，随着1980年以后城乡居民储蓄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格局，加上1994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以后外汇储备逐步取代城乡居民储蓄成为国内储蓄的主要增长源，于是，在消费与投资之间，便增加一个十分重要的砝码――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投资或积累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消费或生活，也不再是以国家财政为主，而是逐渐演变成以储蓄为主。 陈云经济学一向坚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原则，并始终强调根据新情况找出解决新问题的正确答案。他曾告诫决策层：“我们应该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去决定政策。”受此指引，在储蓄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陈云经济学关于消费与积累关系的理论必然要被赋予新的内容，并因此演变为消费、储蓄与积累关系的理论。 如果注意到消费、储蓄与积累或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继续片面解读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例或所谓积累率，并将该等比例在目前超过40％之后套用以往的经验做出投资增长过度或积累过度的判断。没错，“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的确超过一度42％，1978年和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的积累率都曾接近或超过40％。但是，如今的情况是储蓄增长远远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也远远超过最终消费增长。于是，目前的中国已陷入世界经济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一言以蔽之，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在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系列短期资产膨胀现象。在宏观经济当中，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投资增加值持续小于储蓄增加值；在微观经济当中，流动性过剩表现为企业流动资产增长过快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过快等等。不可否认，流动性过剩对一国经济的危害是就业不足以及与此有关的贫富分化，该等危害的程度足以透过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得到加剧。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已经部分地记录在本文“症状何在”标题下的文字当中。如果说还有什么没有涉及到的，那只有是在对流动性过剩不加以充分重视并未能尽快扭转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 说到底，中国经济之所以会陷入上述宏观失调、微观失控的境地，一是由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忽视了陈云经济学关于消费与积累、储蓄与投资之间应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原理，在储蓄过快增长的情况下错误地限制投资以至于出现异常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过度使用行政手段，背离了陈云经济学关于宏观计划、微观市场或“鸟笼经济”的指导方针，以至于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出现不仅设置笼子，而且捆扎笼中之鸟翅膀的现象。后者是主要指企业不能在利润大幅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扩大投资的现象。 无论如何，宏观调控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不能不听反面意见。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问题应中国人说了算，当前国内经济理论界全盘西化的倾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无论如何，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应当符合其不同发展时期的具体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应当是可以相互区别的。无论如何，任何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不要主动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上的附庸。 那么，我们是否要回到陈云经济学呢？是否要尽快扭转以限制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呢？请继续关注我的下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