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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对于本章所要讨论的无意识演化的自发秩序而言，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提供了更为规范且有说服力的阐释。肖特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在博弈论框架下，对自发秩序的产生提供了系统的描述。他指出，“经济和社会系统就像生物物种那样演化着。为了保证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解决随着系统演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都产生了对某种适应性特征的需要，那就是社会制度。”[1]然而，并非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如同经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是以竞争性市场作为普遍存在的制度环境而得以克服的。换言之，经典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将交易主体视为具有完美理性和完备信息的假想，并没有为制度的产生、演化及其功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肖特指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像凡勃伦指出的那样，采取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问题和制度问题。在这一基础上，肖特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追求私利的个体经济行为人，如何演化出作为满足其需要的手段的制度和规则”[2]的学问。显然，这一定义与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相容的。首先，他将经济主体的视角从理性经济人扩展为，在群体系统中必须且能够开展协调的社会行动的自利的、有最大化倾向的行为人；其次，他在竞争性的市场这一社会机制之外，（类似科斯的洞见[3]）包容了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并将制度视为对市场的补充和替代。在肖特看来，制度应被定义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则，它被所有的社会成员所赞同，它规定了在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情况下的行为，它是自我维持的，或者是被某个权威所维持的。”[4]因此，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理论任务，就是解释制度和规则是如何产生的。而对于自发秩序这样的特殊现象，肖特指出，博弈论则是可用工具中最为自然的。 与本文分析的认知进化思路类似，肖特主张制度演化的分析应当从一种“洛克式的自然状态”开始。换言之，我们必须在一种没有制度，只有行为人基于认知进化的有限理性和可变的适应性偏好，并在以上条件的控制下互动地展开交易；然后，再解释在该演化过程中，各种自发秩序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根据这一思路，表现为自发秩序的制度就将成为互动主体行为博弈的一个内生的变量。也即制度的出现没有行为人或某个组织的有意设计，而只是通过人类的行动，但不是通过人类的理性设计而有机孽生的。[5]显然，肖特的这一看法，与我在本文中区分的无意识演化和有意识演化的观点十分相似。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肖特是在广义上使用“制度”概念的。他将习惯、习俗、惯例和规则等统称为“制度”，而并没有对它们加以明确区分，但根据他明确地将“非自发秩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处理方法[6]，我认为他的制度分析在对象上，主要是指向表现为自发秩序的无意识演化的。而他的博弈论分析，在现象上并不关注那些一次性博弈和在固定参与者之间进行的一次或多次重复博弈；相反，肖特关注的是那些在非固定参与者之间反复进行的超博弈（supergames）。他指出，这种方法的结果是，随着博弈重复次数的增加，博弈参与者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被群体成员广泛认同的习俗、经验、规范、惯例和制度，并传递给后代的参与者，进而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时效性。 一般而言，任何习俗或自发秩序得以形成，都是要帮助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行为主体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某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从每一类问题中都会引致一种不同的习俗或自发秩序，其功能是以最小的系统资源耗费为代价来解决问题。尽管在当时所有行为人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发秩序所能提供的系统层面的好处（例如社会成本和交易费用等），但不同自发秩序对个人提供的效率和收益，仍然提供了他们接受特定规则的基本条件。于是，似乎自发秩序型构所要解决的问题种类，隐含了自发秩序的一种简单分类，同时决定了它们得以型构的方式必然是“有机孽生地（organically）”。[7]肖特参考乌尔曼·玛格丽特在《规范的产生》一书中提供的规范生成于其间的三种情形，将导致自发秩序型构的问题归纳为四类。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来看，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大多数有关经济行为的经验事实。这四类引起自发秩序的重复性博弈问题是：（1）协调博弈型的问题；（2）囚徒困境类型的问题；（3）保持不平等的问题；（4）合作博弈类型的问题。其中玛格丽特[8]所提供的前三类情形，都属于非合作博弈问题。它们与合作博弈的区别在于：如果相互交流和有约束力的契约是可能的，那么博弈就被称为合作博弈；如果任何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博弈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与非合作博弈的区分，并不在于博弈参与者在一个弈局中合作而在另一个博弈中不合作，而是因为参与人在两种博弈中交流和订立契约的可能性是不同的。[9]换言之，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可交流的集中决策的群体理性，它对应一种群体行为；而非合作博弈则是依据分散决策的个体理性，它对应的是个体的互动行为。 以下，我将在一个假定的只有亚当和夏娃的两人社会中，通过对上述四种导致自发秩序的问题的一次性博弈和扩展的重复博弈的分析，为习俗的形成提供一个基于博弈论的解释。为了与本文的认知进化和主体间性视角保持一直，如同肖特、培顿·杨、宾默尔和史密斯一样，我将各类弈局置于一个非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的动态博弈之中给予分析。因为，正如肖特指出的那样，“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特征”[10]。 [1]参：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译本）[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参：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译本）[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3]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将企业组织视为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补充和替代。这一看法与肖特将制度视为对市场价格机制的补充和替代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NIE）更加强调企业组织的非价格机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而肖特的看法则更为宽泛，他甚至将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都视为“制度”的亚种或子集。 [4]参：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译本）[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5]同上，第31页。 [6]同上，第42页。肖特指出，对于那些存在多边讨价还价且需要谈判理论的制度现象，或者明显带有群体理性参与和“计划”特征的非自发秩序，都不是他的考察范围。相反，他认为该类制度更应当做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给予研究。显然，肖特的处理方式与我在本文中采取的无意识演化和有意识演化的区分思路也是一致的。 [7]参：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译本）[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8]关于玛格丽特的博弈分析，亦可参见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译本）[M]，第227-246页。Alsosee:(1)EdnaUllmann-Margalit:RevisionofNormsEthicsVol.100,No.4(Jul.,1990),pp.756-767.(2)CassR.Sunstein;EdnaUllmann-Margalit:Second-OrderDecisions.EthicsVol.110,No.1(Oct.,1999),pp.5-31. [9]参：（1）王文举，《博弈论：应用与经济学发展》[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10]参：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译本）[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