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后,发达国家的劳动时间逐渐缩短,劳动强度越来越小。按理说,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应该越来越少(参见“劳动复杂与劳动量无关”)。然而,现代劳动价值论者却因为人均产值越来越多,不利于劳动量就是价值量的观点,于是,他们竟然说人均耗费的劳动量越来越多。因为现代劳动越来越复杂,还原成简单的劳动越来越多,而简单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价值量。
难道劳动真的越来越复杂了吗?其实不然。虽然劳动生产率常常有提高的现象,可能会要求工人掌握更复杂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但是,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往往会引起社会分工。一旦分工完成,从事分工劳动的工人不但不需要掌握更复杂的生产技术,相反,他们的劳动都简单了。斯密说过,“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国富论》上卷,第10页)。 著名的“福特制”就是广泛采用“流水装配线”,利用传送带简化工人的操作,提高了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率。事实证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的复杂程度并不成正比例,相反,还常常成反比例关系。现代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劳动上大做文章后,不但暴露了自己在分工理论上的无知,而且还为劳动价值论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因为他们承认,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量成反比例关系。不难想象,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但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还能使劳动更复杂,导致简单劳动量增多,那么,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就不应该减少,哪来的反比例关系呢? 十九世纪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者,只是用复杂劳动说明,从事不同行业或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为什么会耗费不相等的劳动量。而现代劳动价值论一反常态,竟然用复杂劳动来说明,从事相同行业或职业的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和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下也可以耗费不相等的劳动量。正因为这个原因,劳动价值论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新的矛盾。 显然,劳动价值论在解释人均产值越来越多的现象时已经是黔驴技穷。当然,它在“等量的劳动互相交换”的基础上研究价值却是良好的开端,比效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