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垄断、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现象是不相容的。在新古典分析范式中，这些正是导致无效率发生的原因（平新乔，2001；Varian, 1992; Mas-Colell, Whinston and Green, 1995）。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市场是由少数拥有不可忽视的市场势力的厂商来运作的。所以不难理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研究厂商的决策行为如何取决于它们所面临的市场条件（分析现实的市场）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逐渐地成为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而垄断及其相关的理论则又构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Tirole, 1988）。
无可否认，在微观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这一转变过程中，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工具和新方法被广泛运用，形成了大量极富启发的成果和洞见。不过，这些工作基本上仍然是新古典分析范式或者带有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某些缺陷。主要表现在：（1）缺乏正确的竞争理念。不明白竞争是与稀缺性相伴随而总是存在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只是改变竞争的方式——被导向为能在该领域经营而竞争，而不是在该领域内进行代价高昂的竞争；没有对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竞争（完全竞争）与竞争本身做出清晰的区分，没有对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垄断（完全垄断）与垄断本身做出清晰的区分，错误地将垄断与竞争对立起来，并与厂商数量相联系，认为垄断结构必然导致垄断行为，而一切垄断行为又都是有害的；也不理解并不是凡竞争都是好的——有的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竞争，有的竞争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竞争，竞争又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因而也就不理解重要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2）忽视了竞争活动的真实过程，忽视了时间和交易费用在竞争进程中的重要性。（3）简单地以完全竞争模型为标尺，忽视了成本以及经济效率的条件依存性质，忽视了经济效率的一般均衡特性；不理解真实世界一切都是一般均衡的产物，局部均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1]。
例如，教科书就因为未能正确使用成本概念因而错误地得出完全竞争厂商的停产点位于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的地方，进而错误地得出完全竞争厂商的供给曲线是位于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之上的边际成本曲线（谢作诗、穆怀中，2008a）。这是经济学的入门课程，在入门之处竟然出了错，在别的地方，成本概念的运用就可想而知了。在垄断的效率分析中，无论是哈伯格等人的价格扭曲效率损失分析（Harberger, 1954），还是莱本斯泰因等人的成本扭曲效率损失分析（Leibenstein, 1966; Comannor and Leibenstein, 1969），还是塔洛克等人的寻租效率损失分析（Tullock, 1967; Posner, 1975; Fisher, 1985），都没有还原到原始的起点，从替代性产业组织之选择的角度考察垄断的成本特性，因而错误地计算了垄断的社会成本。这些分析不仅缺乏正确的竞争理念，忽视成本和效率的条件依存性，而且还忽视了效率的一般均衡特性，简单地根据局部均衡结果就得出效率与否的不正确的结论。
其结果，垄断理论不仅与真实世界大多数市场是由少数拥有不可忽视的市场势力的厂商来运作的经济现实格格不入，而且也不能对市场势力的原因和后果做出科学的阐释[2]。不仅如此，垄断理论还必然地呈现出“两分”的特征：一方面，认定垄断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存在着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又认为垄断可能存在更为有利的成本结构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与这样的“两分”的理论相对应，也就有了这样的“两分”的经济实践：一方面，要维持自然和某些基于专利权的垄断；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规制，确保价格接近边际成本。不幸的是，这样分开来讲垄断的上述两个方面不仅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理念，而且也不能对垄断的经济性质做出科学说明。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认为这样分开来讲垄断的上述两个方面是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理念的，并由此思考效率概念到底应该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一些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新古典范式的局限并非不可克服，克服的办法是建立新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范式。科斯（Coase, 1937, 1960）等经济学家为这种分析范式的转变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交易费用经济学因此三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3]。1991年2月，科斯在其获奖演说中这样讲到：“我深信，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将最终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应当承认，当初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中并没有如此深远的宏图大略。只是到后来，尤其是60年代与张五常的反复研讨，我才开始明白我的文章对一般经济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才清楚知道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说，建立一种像阿罗—德布鲁体系那样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的确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有效地分析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主要地也正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正确的竞争理念，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强调成本概念和效率概念的条件依存性质；其三，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效率概念的一般均衡特性（谢作诗、穆怀中，2006、2007）。
遗憾的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新的分析范式并没有植根到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去，至今许多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仍然只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直接或间接演绎，所以科斯感叹自己的工作是“引而不用”。就垄断及其相关的问题来说，人们的基本认识就没有根本改观。对于这些来自于没有现实基础、缺乏逻辑一致性，甚至来自于错误的逻辑推导的基本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倒也无关宏旨，问题是一旦把这种理论运用到经济实践之中，就难免产生相当的危害。
现实的情况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垄断和反垄断问题越来越成为学界和立法机构关注的焦点。1993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2006年6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然而有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是否凡垄断都存在效率损失？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吗？我们是否需要反垄断法？要反的是怎样的垄断？又该怎样来反这样的垄断？要回答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植根于现实基础、建立在正确的经济学理念和逻辑基础上之的垄断理论。
[1] 不是说不可以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更不是说局部均衡分析不重要。在复杂世界中，局部均衡分析具有以简御繁的优越性。由于经济系统是最为复杂的系统，因此局部均衡分析在经济分析中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是，局部均衡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多次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的局部均衡逐步逼近出真实世界存在着的一般均衡（谢作诗，2006；谢作诗、穆怀中，2007）。
[2] 例如，垄断厂商不以边际成本定价，哈伯格三角形之存在，关键不是因为成本结构之故，而是因为需求的规定。至少，垄断厂商不以边际成本定价，哈伯格三角形之存在与成本结构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哈伯格三角形未必就应该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又如，垄断未必一定导致莱本斯泰因四边形存在。就算垄断导致莱本斯泰因四边形存在，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也不至于过大。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产生于对于（垄断）利润的追求，但同样是因为利润追求的缘故，又不会容许它过大。再如，塔洛克四边形根本就不能算作一般垄断的社会成本，只能算作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
[3] 1982年，斯蒂格勒因为“用交易费用解释市场行为”而获奖；1991年，科斯因为“发现并清楚阐明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制度结构和经济体系运转的极端重要性”而获奖；1993年，诺斯因为“运用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解释经济史”而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