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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在云南省一些县城考察期间，基层工作的老同学说起“送书包”的笑话。其隐含的意义是，烟草公司派驻烟草站工作的人员，虽然在烤烟收购的评级定价等环节掌握实权，但由于其工作受到上级部门的严格控制和监督，这种实权不能转化为经济收益，因此只能谋取一些非经济的好处。
烤烟生产经营是云南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云南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各级政府对烤烟生产都高度重视，在政策及行政上都给予了广泛而深入的支持。依托基层政府的“公司加农户”的合作生产经营是云南烤烟行业的成功模式。现行的通常做法是，烟草公司在乡一级成立烟草站，负责种植规划、烟苗供应、技术指导、初考组织及烟叶收购等工作。烟草站工作人员属于烟草公司正式职工，其工作由烟草公司具体安排，受烟草公司组织管理和监督控制，其工资奖金由烟草公司统一发放。烟草公司与其派出单位烟草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激励不相融，信息不对称，责权不对等因素，代理人天然具有损害委托人以谋取私人利益的动机，这就是委托代理问题。
在上述经营体制中，烟草站工作人员尤其是烟草站负责人虽然在生产资料补贴发放及烤烟收购等环节有着很大的谋取私人利益的空间，但是，其机会主义动机却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制约。首先，烟草站工作人员工资由烟草公司统一发放，于是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激励不相融的程度受到影响；而且，在最容易产生机会主义的烤烟收购环节，烟草站工作人员无法操作收购数量和收购金额，其谋取和实现私人利益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制约；其次，在公司直接而经常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考察之下，公司和烟草站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也不是那么严重，烟草站工作人员的机会主义动机更进一步受到制约；最后，在这种经营模式中，烟草站是公司直属机构，其借以实现私人利益的权限也受到严格限制。烟草站虽然握有实权，但借这种实权实现私人利益却面临重重障碍。 “送书包”表现为代理人在有限空间里实现非经济利益的一种形式。
二
在云南省的一些落后地区，烤烟生产经营存在另外一种模式，即委托供销社代理。在规范的业务操作中，供销社代办处的职能是协助烟草公司完成上述烟草站的一般职能，其报酬来自烟草公司提供的代办费用。烟草公司与供销社代办处之间，是一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前一种经营模式相比，这一模式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不相融，信息不对称及责权不对等情况更加严重。在缺乏有效治理机制的背景下，在委托代理关系渗透行政因素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非常严重。
供销社代办点谋取私人利益的主要环节在烤烟收购中的评级定价环节。目前的烤烟评级还主要依靠人工，主观性不可避免。在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烟草收购政策中，不同级别的烟叶在价位上有很大差别，同是中级烟叶，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之间每100公斤的价差可以达到900元。相邻级别烟叶的价差也很可观。比如，中级烟叶中的两个相邻级别X1L和X2L每100公斤的价格分别是1420元和1220元，价差达200元之多。巨大的价差，为供销社代办人员在评级定价中通过操纵级别和价位如高级低评或者低级高评以谋取私利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虽然将最高级别人为降低为最低级别不太可能，但某些相邻级别，价差很大，而质量的差距却很难明确判定。除评级定价外，供销社代办点谋取私利的形式五花八门，如克扣生产资料补贴或者用生产资料补贴做人情以及烤烟走私等等。
烤烟收购成为烟叶种植区一个巨大的财富黑洞，那些有幸进入供销社烟草代办点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乡村干部甚至一般农民，工作三两年就成为巨富，纷纷盖别墅，买洋楼，置小车。“盖别墅”体现为烟草经营委托代理中的一种体制成本，体现为一种效率损失。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在直接的意义上，受到最严重损害的可能不是烟草公司。对供销社代购的烟叶，烟草公司依靠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严格技术标准来验收。供销社在这个环节瞒天过海的空间不大。——当然，这里也不排除由于人际关系而留下的寻租空间。供销社代办人员谋取私利的主要对象是技术和知识处于弱势，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底层的农民；其主要手段克扣数量、打压等级的不平等交易。当然，这种不平等交易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损害整个市场，损害整个的烤烟经营体系。
“送书包”和“盖别墅”体现着烤烟经营体制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效率损失。同“送书包”相比，“盖别墅”带来的是一种更加严重的效率损失。这里的原因也许在于，在供销社代理体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激励不相融、信息不对称、责权不对等的情况更加严重。首先，供销社代办体制下，供销社代办人员不仅有着完全独立的经济利益，具有强烈的操纵等级和价格谋取私利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并不存在烟草站体制下的制约机制；其次，虽然烟草公司对供销社代办点的烟草经营活动要进行必要的监督，但由于烟草公司与供销社的关系中介入了行政因素，这种控制和监督的有效性并不明显。况且，这种代理体制往往存在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贫困山区，这进一步增加了信息成本，从而强化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最后，就这个体制的运转而言，供销社的规范运作是整个烟草生产经营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寻租存在巨大利润空间的背景下，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控制的条件下，责任往往被虚置，而利用权力，用足权力，甚至违法弄权成为其制胜法宝。
三
在现代经济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同程度的分离普遍存在，因此委托代理问题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艾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1972年的经典论文《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中表述了这样的思想：除非古典产权，否则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委托代理问题不可避免。但艾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意思并不是以古典产权取代现代产权以消除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委托代理关系下所实现的规模效应，专业化效应大于委托代理成本的条件下，委托代理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通过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委托代理成本可以得到降低。因此，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来降低委托代理的效率损失而不是取消委托代理。
上述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的效率状况归根到底源于不同的委托代理性质及其治理结构。在供销社代办体制下，由于委托人外在于代理人的经营活动中，而且，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渗透了行政的因素，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这是委托代理问题严重化的根本原因。供销社代办体制下的效率损失即利益的中间渗漏意味着制度变迁存在巨大的潜在利润。当然，制度变迁的现实发生还依赖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才为具有行政色彩的供销社代理体制的退出准备了条件。现在，在云南的烟草栽植区，烟草站体制基本上取代了供销社代办体制。
附：本文以《考验经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送书包”与盖别墅》为题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