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为而治”造就繁荣 公元前202年，经过惨烈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面对的却是一片惨淡而严酷的现实。由于战争的破坏，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许多著名的大都市只剩下残垣断壁，变成废墟。全国人口锐减，大中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米价暴涨，人吃人，国家财政穷困到了极点，天子出行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文武百官上朝只能坐牛车。这种国力困窘的局面也是导致刘邦与匈奴首次交锋就遭受白登之围，铩羽而归的根本原因。 然而60多年之后，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京城粮仓里的粮食年年都吃不了，一层压一层，装不下，只好在外面堆着，以至于腐败变质。政府仓库里存了大量的剩余物资，国库里的钱累积亿万，串钱的绳子都朽了，铜钱散成一堆，没法清点有多少；大街小巷的马随处可见，田野间更是成群结队。人口也随之增长。刘邦开国之初(前206)全国人口1400万，到汉武帝前期(前120年前后)达到了4000万。八十余年间，人口增长了接近三倍。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力基础之上，汉武帝才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且取得胜利。 从汉高祖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汉朝的实力显然经历了一个卧薪尝胆、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历史学上所说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道家学说的一支。“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它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墨、名、法诸家的观点，融汇而成的一种新的学说体系，核心是“无为而治”，主张政府要清静无为，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少干预或不干预，允许其自由发展。 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扰民、伤民、害民的事，而是顺从民心，做民众喜欢的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西汉的最初62 年，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非常轻，税率一开始是十五税一，就是农民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要交给政府，后来降到三十税一，最低的时候一度降到六十税一。汉文帝还曾经连续11 年免除全国田赋，农民完全不用交农业税了。地方上只要郡县的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了，也免收当地农民田租。 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汉文帝鼓励有钱人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谁要是能捐献粮食，并且自己找人运送到边塞粮库的，赐予一定的爵位，以前犯了罪也可以赦免。这样，边塞的军粮储备充足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有钱人有了爵位社会地位提高了，也很高兴。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汉朝经济上非常自由。朝廷任凭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赵国故地铁矿多，就发展冶炼铸造业；齐国故地土地肥沃，又临近大海，主要发展纺织、渔业和海水煮盐；燕国故地主要发展畜牧业。而且这些产业都可以私人经营，自由开采创办，甚至还可以私人铸钱，你有铜，有工人，自己铸钱花都行。所以当时的富户豪强，经常聚集上千人，开矿山，办工场。农民也可以随意开荒，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去开垦。 全国各地的关卡很多都撤销了，剩下的也都可以畅通无阻，免征关税。为了便利商旅往来，甚至一度连进出关卡检查通行证的手续也取消了。对外的边关贸易业也开放自由，当时北方跟匈奴，南方跟南越都有固定的贸易市场，汉朝的商人可以出关经商，朝廷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这些政策的作用是什么呢？以现在的经济学眼光来看，降低租税，允许农民垦荒，有利于农民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开放自然资源，有利于人们开发利用，发展工商业；撤销关卡，减免手续，有利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允许私人铸钱，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肯定是有害的，但是在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等于是实行了金融自由政策，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汉前期豪商巨贾周流天下，百货商品莫不流通，商业迅速发展。 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商人，实行贱商令，不许商人穿绸缎，不能占有田产，不能携带武器，不能当官，不能骑马。刘邦死了以后时，这个法令被取消了，虽然商人还是不能作官，在政治上受歧视，但是他们有了经营的自由，很多人发家致富。当时的侯爵，年收入也就二十万钱，很多商人都比侯爵有钱。例如，洛阳有位名叫师史的商人，靠长途贩运发了大财，拥有的车辆数以百计，全国没有他不去的地方，司马迁说他财产有七千万钱，班固说他有一亿，相当于500个侯爵。 从经济学上讲，汉初的这种“无为而治”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持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亚当 · 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Jean Baptise Say, 1767-1832）等人，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他们认为国家征的税越少越好，横征暴敛，只会使人民陷入贫困，而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富裕。而每个人为了谋求私利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反而能够使社会财富有序地增长，斯密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看不见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无形之中调整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萨伊直接说：“最繁荣的社会，必定是不受形式拘束的社会。……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纵使有其利益。……一个仁慈的政府便应当尽量减少干预。”文景之治的繁荣正好证明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判断。 禁榷导致萧条和动荡 然而这种局面到了汉武帝时期便结束了。汉武帝即位以后，好大喜功，四处征伐，除了对北方的匈奴开战，在西域扩张之外，在东北还灭掉了燕国移民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卫满朝鲜，在西南灭掉了秦朝地方军事长官在岭南建立的南越国。战争耗资无数，军械、衣甲、马匹、粮食、军功奖赏，开支大得惊人，国库都空了。又赶上连年严重水灾，黄河决口，无数百姓陷于饥荒，需要救济。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困难，汉武帝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外扩张的理想。怎么办？洛阳首富桑弘羊帮汉武帝出了个主意，从社会上挤出钱来，于是汉朝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一是颁布算缗令。 算缗令就是对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税，统计他们的资产，算出一个总额，然后按照总额多少征税。那么谁来统计商家有多少资产呢？没有工商局、税务局，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自己申报。那怎么保证如实申报呢？朝廷又颁布了一个告缗令，鼓励告发，一旦发现有谁隐匿财产不报，或者所报不实，就要被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而且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充公。勇于告发的人，没收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算缗令规定的商人、手工业者必须向国家缴纳的税率比过去一下子提高了五倍，而告缗令更是个陷阱。好多人难免都存有侥幸心理，不愿意如实申报，于是就有人告发。即使如实申报，也有人诬告，或者被官府有意陷害，结果朝廷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土地更多，不少工商业者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皇家上林苑里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汉武帝为此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官职来进行管理。 二是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在全国各地方设置均输官，把各地交给朝廷的贡奉或是钱，全部折算成当地出产最多最为便宜的土特产，然后再将这些土特产运送到价格最贵的地方去卖，政府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一年就能够赚五百万匹帛。一匹帛当时可能价值六百多文钱。平准法就是在京师长安和全国主要城市里设置平准官，负责监控市场，利用政府手里掌握的物资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就低价抛售；价格下跌时，就平价收购。政府从中赚取差价。 这两种办法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当然有好处，但其实质是由政府直接插手经营物流运输和商业贸易，商业贸易的整个过程，收购、调运、储存和销售都被国家支配和掌握，这样一来民间私营商业势必受到排挤和限制。 三是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就是把那些销路广、利润大、产量多的商品，就一律收归官营，不许私人涉足。最主要的就是盐铁专卖。铁是军事物资和生产工具，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广大，利润极高，可以说是最赚钱的行业，现在这块肥肉被国家垄断了，民间私自铸铁，私自制盐的，要没收一切相关财产和生产工具，还要在左脚上挂一个六斤重的大铁锁。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只要是国家垄断的行业，价格就会扭曲。汉武帝时期也不例外，国家垄断的后果，就是盐、铁价格贵，质量差，盐价高到普通百姓吃不起的地步。官方生产的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以致于农民用木犁耕地，用手拔草。除了盐和铁之外，还有酒，也实行国家专卖。汉武帝的这些政策在解决政府财政亏空方面收效显著。但是对商品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市场一片萧条。 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这些政策当时就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董仲舒就说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但汉武帝对其不予理会。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召集官方和民间的学者，开了一次著名的盐铁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很多人都极力抨击，但是政府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这次会议以后，除了对酒的国家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国营被取消之外，其它的还是都延续了下来。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大都承袭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禁榷的范围和规模。两千年来，大凡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比较巩固的王朝，无不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收为官营，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干预商品经济。古代中国之所以商业贸易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汉武帝造成的恶劣影响还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社会动乱的根源。我们的历史书常常说某王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高度集中，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于是揭竿而起，最终导致王朝覆灭。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手里攥着大把的钱无处投资，只好都去买地，结果加速了土地集中。大批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又无处可去，以前私营企业还可以吸收大量失去土地的劳动力。可是盐铁官营了以后，手工作坊里都是由囚犯和服劳役的农民无偿劳动，这个容纳失地农民的渠道也被堵塞了。西汉实行禁榷之后，仅铸铁行业就失去了10万个就业岗位，结果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西汉末年社会上动不动出现数十万、上百万流民，也就是失业之后四处游荡的人口，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恰恰是在禁榷搞得最厉害的河南山东最多，最终酿成了绿林赤眉起义。 “向民间伸手”加速宋朝亡国 在这些朝代中，宋朝是个特例。两宋319年，共发生各类农民起义400多起，可是只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算得上有点规模，其他的只能说是零星的小规模起义。即便这三次起义时间也都很短，钟杨起义最长为五年，另外两个才持续了一年而已。范围也小，王小波李顺起义不出四川，方腊局促东南一隅，钟相杨幺自始至终没离开洞庭湖。 北宋禁榷的范围其实比以往的朝代还要广泛，凡是有利可图的商品都列入其中。但是朝廷不是完全垄断，而是将禁榷商品产运销中经营性强的环节交由商人代办，禁榷利润的一部分也交给这些商人。手工业和矿冶业也采取私人承买制，即将生产经营权转交私人管理，产品除官府无偿抽收一部分作为地租外其余归私人所得。可以说，北宋的官营工商业成了民间资本的合伙人，官民共同发家致富。以致民间广泛流行“要想富，守定行在卖酒醋”之民谣。正因为如此，宋朝的商业贸易极其发达。 宋朝默许甚至是鼓励民间商业的发展，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而自卑。朱熹的母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朱熹深以为豪，特意为外公立传。民间集市贸易也很自由，老百姓可以随便摆摊做小生意，而汉唐时期居民区是不允许做生意的，做生意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两宋时期经商的风气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庙里的和尚，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 商人所拥有的资本日渐雄厚。京城资产百万的豪富之家很多，十万以上者比比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非常富裕。当时工业企业的规模也很大，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的铜铅矿有十几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 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的赋税收入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可是宋代的财政税收70%是来自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每年仅进口关税就可以达到2000到3000万贯，比从农民身上压榨轻松的多。宋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因为政府财政主要靠的是商业税，所以宋朝对土地兼并是不太在意的。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这在是其它朝代难以承受的，因为封建王朝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土地上农民的人头税，土地被兼并之后，农民流失，政府收入也就大量减少。此外，农民变成流民，对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都是不安定因素。而宋朝就不在乎这一点，政府收入主要靠的是商业，农民离开了土地也能找到工作，做生意、当工人都行，根本不用操心。这就是宋朝的高明之处。 但是朝廷总还是忍不住要向社会伸手。北宋真宗、仁宗、英宗在位期间，各方面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军费和官俸，政府出现大量财政赤字。于是宋神宗任用了一个叫王安石的人实行变法。王安石的多项变法举措在当时就被人指责为“与民争利”。 以青苗法为例。所谓青苗法也就是政府以低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以地里的还没收获的青苗为抵押。可是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比民间的高利贷还要高许多。王安石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给下级官员定指标，要求各地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贷出去限定数额的钱。这样，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为了政绩，强迫农民贷款，并且毫不通融地强迫还贷。在高的利息之下，农民只好变卖家当，严重得卖房子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很多原本富裕的人家也因此破产、出逃。青苗法因此变成了灾难。 再以市易法为例。市易法即设置市易司作为专门机构，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表面上说是为了平抑物价，实质是限制一部分大商人的利润，收归国有。但是收购的那些滞销商品市场上本来就卖不出去，政府接手了之后就动用行政强制力量。于是，市易法发展到后来，许多商品都变成强买强卖，“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导致物价上涨，消费下降。以酒为例，熙宁四年，开封每年卖180万斤，每斤价格200文。由于市易法的实行，酒价一再提升，至元丰二年，酒价升为每斤250文，而消费量亦降为120万斤。 还有均输法。由朝廷任命一个称为“发运使”的采购员，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收购，然后运到物价高的地区去卖，赚取差价，所得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收入。但这样，“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国营商贸企业，且是垄断企业。北宋政府派出的采购员实际上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朝廷通过均输法从社会上搜刮了大笔财富，专门新建了五十二座仓库来存放钱财物资，可是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物价上涨，许多民间商人都无法经营下去，市场一时间相当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之后仅仅58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北宋令人遗憾地灭亡了。很多宋朝人都咬牙切齿地把亡国的责任归到了王安石的头上，说他的变法害人不浅。为什么？从根上说，王安石的思路就是由政府直接插手市场，与民争利。 古代的专制王朝总是难以抑制向社会经济伸手的冲动，而且很多时候统治者会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汉武帝是为了继续开疆拓土，建立丰功伟业，王安石也是想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当他们直接插手市场的时候，汲取到大量的财富，的确解了燃眉之急，可是给社会留下的却是满地萧瑟，最终连他们的王朝也开始瑟瑟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