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日本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采取各种手段管理企业发展，引导经济扩张。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对企业有效引导和调控，与其相对高效的官僚行政体制是分不开的。但政府干预具有局限性，在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用来补偿创新企业所要面临的外部性，它是有效的，但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日本的企业与政府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促进者”而非“管制者” 目前，理论界认为，日本的政企关系是多元的。日本官僚组织的构成单位(省厅、局、课等)可归纳为两个部门。第一是具有明确的管辖领域,在某个领域中是同各种利益相关者接触的(典型的是产业界团体或隶属于产业界的企业)“原局”。另一个是不和民间接触的,专门调整官僚组织内部结构的“调整局”。例如,大藏省的银行局就是原局,主计局和各省大臣官房长官是调整局。日本的大企业一般分属于企业集团和产业界这两类中。日本的企业在与政府进行交渉时以产业界为单位,产业界团体代表产业界的利益,与政府方面进行交涉；政府（官僚）方面在每个产业内都设有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担当与民间的交涉的职能。 因此,日本的企业和官僚组织的关系有两个,一是企业和原局之间的关系；二是以调整局为中介的原局间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官僚组织中存在着多重的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是理解日本关系依存型政府的关键。日本官僚组织进行调整过程的基础是隶属于某个产业的企业与所管辖的产业的原局之间的交涉。在这个交涉过程中民间的经济团体（通过产业界团体等）也具有参加政治决定的机会。1949年创立的通产省是日本产业政策决策中最重要的政府机构,通产省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藏省为了实施产业政策,采取了从低利息的政府借贷到有选择性的租税措置这些重要的政策控制手段。 总之,日本的政府企业关系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的关系依存型或官僚制多元主义型的治理模式。它是由特定政党握有独裁权力的状态,企业由企业经营者进行控制,即控制权与经营权为一体。政府把银行部门作为纽带,通过严格的规制,对经济决策过程进行干预。 20世纪50年代后,多元官僚制策略一直忠实地服务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对应的产业领域中,原始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 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由权力集中的机构来协调处于等级制度较低层次的单位的活动。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僚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铁三角”相互制约 日本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特征之一,应该是产业界、官僚、族议员组成的“铁三角”关系：官僚运用控制权限控制产业界；产业界利用政治献金和选票控制族议员；族议员利用大臣的人事权和协助法案在国会上通过等条件对官僚行使影响力。各产业界形成这种“铁三角”关系给产业界之间带来了利益冲突,但他们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 行政机构官僚为了使其政策能得到国会的认可,就有必要与控制国会的自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企业给官僚的回报就是产业界在选举中成为后援者,以政治献金为代价得到自民党政治家的眷顾。对自民党来说政治家有必要在官僚的行动和国民的期待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通过加入这个三角关系企业获得巨额的利益,但却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 一般来说政府和国民、企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民、政治家、行政机关的三层结构。但日本的铁三角关系中,官僚机构按产业类别形成纵向的分割,各省厅的所管辖产业由于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们在铁三角关系中立场鲜明。官僚、产业界、族议员之间的协议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频繁地进行,他们意见沟通的基础是那些由精英组成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东大出身者。政策俱乐部和咨询委员会是官员、企业家、政治家定期集会的场所,与通产省、产业省相关联的各种团体也是其进行沟通的另一个渠道。系列集团是具体的产业后援者,为重要的官僚机构提供方案、收集情报等。自民党在官僚和企业之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们起到利益关系者之间进行协调和裁判员的作用。 产业界介入产业团体 日本政府企业间关系的另一个特征是各产业界介入产业团体。包括经团连、日经连、经济同友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大企业的最高联合体,简称财界。经团连拥有100个以上的产业联合体及800家大企业的会员。经团连通过向政党的巨额献金,对政党特别是自民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大企业集团包含多种产业部门,大约占经济全体的约三分之一。其最大的集团有三菱、三井、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会员企业的总经理参加总经理会,总经理会对各会员间的政策调整、相互协力、消除摩擦等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从低一层次来看,企业集团本身就是由中小规模的企业（承包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政府所管辖的日本银行对系列企业通过通货政策、信用分配、融资分配等施加影响,表明集团内对银行系列的依存度。钢铁、纤维、汽车等产业部门组成的产业团体对产业部门进行各种“行政指导”,产业团体对维持联合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协调关系作出了贡献。 官僚机构为主导 在日本的铁三角关系中官僚的作用非常大,他是通过行政指导对企业活动进行监控的。所谓行政指导,一般指的是行政当局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不以个别立法措施为依据而对产业、企业的活动实施各种各样的干预。行政指导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曾有一些取代法律并为强制性作用力提供基础的因素存在。包括外汇不足时期的外汇配额和资本不足时期的财政投融资政策，以及资金配额在内的许、认可权制度,或者技术引进尚未完全自由化的1968年以前,在技术引进审查以及许可证发放等形式中,都能看到行政指导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作用。 掌管日本经济活动的与其说是各企业不如说是大藏省、通产省等官僚。在美国，制定法案的是议会,官僚执行议会的决议。而日本则是由官僚制定法案,议会对此进行修订。本来法律的制定应该是议会而官僚仅仅是执行者,但日本的官僚在法律的制订上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僚以及其他重要政府机构退休的官僚,一部分加入自民党成为官僚,一部分进入日本银行、商业银行、通产省、产业省下属的各种团体,还有的进入民间企业,通过“下凡”有效地维持了情报交换的渠道。日本官僚在决策中是重要的人物,因此,民间企业在他们退位后热心雇佣这些官僚,想要获取这些人以前在省厅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以获得利益。还有,经济、产业结构、外国资本等举行重要政策协议的审议会,是依靠经济计划厅、通产省、大藏省而设立的,经常与产业界进行意见交换。在“铁三角”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官僚机构。 如何影响企业 从上文可了解到，日本政企关系为“多元化”，政府主导型，那么具体来讲日本政府如何影响企业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利用“护送船团”维护金融秩序、利用政府力量支持“主银行制”、政府主导产业政策、限制市场收购以及“终生雇员制”五个方面。 第一，“护送船团”维护金融秩序。 日本的银行被称为“护送船团”方式,即以最弱的银行（船队最慢的船）为基准,来决定信贷和储蓄的利息。而且,产业界也以某集团为单位以银行和商社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共同组成“护送船团”。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使市场的秩序优先于效率性,即使银行的经营破产,也通过政府的救济和吸收合并加以处理,破产退出市场的银行很少。这就意味着国家给予银行，特别是大银行以必要的保证。 这样的“护送船团”体制,在过去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到来的时代明显地成了无效率的体制。金融机构的经营本该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深入而认识到其所面临更大风险,然而由于保护机制存在，金融机构的危机意识不够敏感。在国家保护机制下，银行缺乏自主经营的自律激励,相反担保主义、机会主义到处蔓延。为了使银行更有效率地运营,必须超越系列框架与其他的船团（集团）进行积极的信贷活动,不然就要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政府支撑主银行制。 日本政府在支撑主银行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日本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主银行使其获得较大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之前,政府对于存款利率一直有严格的控制,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这使银行能够通过扩大贷款获得相当大数额的利润。因此,银行之间的竞争主要与贷款的数量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银行就非常有利可图,因为主银行的地位就可以确保银行在长期业务往来的基础上对客户公司的贷款额占有最大的比重。另外,有效限制银行业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也有利于保护现有银行的利益。其次，政府提供了对主银行的约束机制。政府通过对银行所具有的调整和监督权,扮演着监督主银行的角色。一旦政府发现银行处在困境之中,政府就可以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包括把该银行与一个业务运行良好的、安全的银行合并。 日本政府对主银行的介入和规制体制使官僚和企业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关系内在化,取得了比较稳定的效果。 第三,日本政府主导产业政策 日本在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可举出产业政策的实施。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依靠日本的“多元的政府企业关系”在持续性上发挥了优势,使相互协调的关系得以成立。但产业政策的策定也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计划行为而是以协调关系为背景,政府企业相互间积极的情报交换带来了很大的效果。 正如人们所谓的“官僚主导的经济发展指向体制”那样,日本战后的经济是以“赶上、超过”发达国家为目标,将各时期的战略性产业置于官僚体制的保护之下并给予培育,藉此而实现了其发展。为培育特定的产业,政府不仅拥有许认可权力,而且还通过对石油进口、技术引进所必需的外汇实施管理、控制,并将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所进行融资用作驾驭产业的手段,从而能够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日本政府限制外部市场收购。 在英美等国通过股票的买卖收购公司的事情已经成为公司日常的商业活动,而在日本敌对的收购几乎见不到,那是因为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安定的股东阻止了企业的收购行动,法人相互持股使活泼的企业经营权市场不存在,敌对的收购也不易成功。以银行为中心的相互持股结构,在旧财阀系企业集团中非常显著,在阻止外部收购的同时,经营者还能充分享受“自治”的好处。由于没有在美国可能发生的“收购”现象,对经营者的监督机能也不能发挥作用,但在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资金调配结构下,监督机能有时也能发挥作用。
第五,实行“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劳动雇用惯行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终身雇用制”。退休金等税制上的优惠政策都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终身雇用制”能否维持到今日还是疑问。企业因为终身雇用制度的存在而使职工的转职变得困难,不能向美国那样在民间企业和政府机构间徘徊。 政府职能也需“与时俱进”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企业关系给日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护送船团”方式使日本的银行得到了保护,给银行的融资带来了优势；为了维持主银行制度,主银行为破产企业负担了一大部分的损失；对股票市场的过度限制妨碍了直接金融的发展;安定的股东阻止了企业的收购行动；法人相互持股使活泼的企业经营权市场不存在,敌对的收购也不易成功；“终身雇佣制”也是由于对退休金在税制问题上给予特别优惠政策而得以持续下来；日本政府的重点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对象产业的发展等等。 这种政府主导型控制企业的结构,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十分有效的,在赶超经济接近尾声的今天其有效性是否存在,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以金融危机为起点的“政府失败论”成为争点的焦点,重新构建政府和企业关系已迫在眉睫。 第一,政府没有随着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政府职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赶超经济时期业已结束,开始步入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自律发展阶段,但日本政府仍试图用赶超经济时期的方式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没有从管理经济和企业的角度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职能,结果导致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经济中泡沫成分较大。 第二,日本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不利于政府与企业关系模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与官僚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会成为政府进行改革的最强烈的反对者,还会从多方面削弱政府的管理职能,使稳定的决策环境消失。官商勾结、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1993年7月19日,独自执政达38年之久的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首次成为在野党,党内的严重腐败是其根本原因。1998年初,日本大藏省出现的丑闻,也是“官商勾结”的例证。日本自1993年自民党在选举中失败,一时间所谓的“铁三角”关系被破坏,由于缓和规制和促进新的市场加入者,产业结构的转换也成为重要的课题。 第三，不少学者认为日本产业政策很难说对所支持或保护的产业有何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产业政策可能助长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很长一段时间,在立法或制定政策过程中,企业或财团向政治家、官员行贿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且官员“下凡”到大企业里担任高管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日本著名学者小宫隆太郎（Ryutaro Komiya, 1928- ），认为，日本出口较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数产业没有受到什么产业政策的恩惠;Beason and Weinstein(1996)对日本13种产业从1950至1990年的成长性与产业政策相关性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与产业成长也没有相关性；而迈克尔 · 波特（Michael Porter, 1947- ）和竹内弘高（たけうち ひろたか, 1946- ）在《日本的竞争战略》(钻石出版社，2000年)对日本在国际上成功的20种产业和失败的7种产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成功产业大多没有产业政策支持,失败产业则多是产业政策管束过多、特别是限制竞争较多的部门。 总之，自民党安倍首相在重新夺回政权的新时期，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安培经济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步骤之一。今天中国的国情与战后的日本相似，属于“后发展国家”。中国由于长期施行计划经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比日本还要强烈，国民对银行的信赖性也比日本要高。因此，日本模式对中国的政企关系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和保护要合理和适度，要把握好对经济干预的“进入”与适时“退出”时机，防止“政府主导”下的“政经结合”的腐败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还要改变过去那种通过产业政策直接干预企业的做法，而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为主。 链接： 政府与企业的控制模式伴随着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日本属于后发型国家，政府出于发展本国经济和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的，制定出很多有关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并在此前提下处理与企业的关系。中日同属后发型国家，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当前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具有借鉴作用。 了解日本政府企业的关系，先要了解日本政府。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奥野正宽（おくの まさひろ、1946年 - ）认为，日本政府是关系依存型政府。其特征为：三权分立的程度低,特别是立法与行政高度统一而司法过程的有效性低。各部委之间的管辖范围区分严密,各部委与所管辖范围内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了山头关系，而山头之间的监督和制衡关系排除了政治上的独裁统治。 日本的主银行制 通常认为，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主银行制度。这种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公司把主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相关监控，主银行对企业拥有治理权和股份。日本主要的企业大都有主银行。可以说，主银行制度是日本企业和银行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靠着这样紧密的银企关系，日本经济创造出“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奇迹，而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主银行制度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导致主银行双重作用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则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形成资金需求和供给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企业经营良好—主银行获得持股企业的股票溢价收益和贷款利息—支持企业投资—企业和银行共同收益；而若经济萧条，企业与银行会产生不良债权的恶性循环：经济不景气—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无力救助—企业危机—银行危机—企业与银行共同萧条。 麻烦的“安倍经济学” 2012年底，安倍晋三（あべ しんぞう,1954- ）担任日本首相，采取大量发行货币以使日圆大幅贬值的方式来刺激出口、提高通膨目标以及扩大举债投入公共建设，形成所谓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副产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将可能是日本政府的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日本政府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改善，日本的偿债能力真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引发又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要克服日本所面临的挑战，安倍晋三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