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思维支柱一：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务 人心是万物的核心，管理人心等于把握人性。 只要将这个核心要素管理到位，其他外在的要素也就不难控制了。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为历代帝王研究的课题。 自古以来，在儒家学说的引导下，历代帝王认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较多，因此将教化民众、以德治国视为最基本的原则。 朱元璋的教化“发明”aihuau.com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特点。在大肆杀戮贪官污吏，为人们树立典型的同时，他还祭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明”。 比如，为了兴起孝廉之风，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员选派村里的老人，在黄昏时派人在路上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乡邻和睦，教导子孙，各安生理，莫做坏事。” 短短六句话，语意明了，提醒百姓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为了落实教化之功，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培养尊老的时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也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 当然，对于陈规陋习，他照样痛恨革除。明洪武年间，山东日照县有一个叫做江伯儿的百姓，母亲生病期间，他仿效古人割股肉熬汤给母亲治病，结果母亲仍未痊愈，于是向神许愿：如果母亲病愈，我将杀子祭祀您。过了些日子，母亲渐渐痊愈了，江伯儿就把三岁的儿子杀了祭祀神灵。乡里觉得这可是孝比古人，于是将他的事迹报到了上边。朱元璋看了推荐信后，大怒：“这哪里还有天伦？简直是灭绝天理！” 于是，当即下令逮捕江伯儿，杖刑一百后流放海南，并诏令百姓：如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鱼之人，不得表彰。 同时，朱元璋还“创造”了很多教化的招数。其一，在各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用以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其二，在每个乡村设立“旌善亭”和“申明亭”各一座，前者专门用来表彰好人好事；后者将那些坏人坏事书写在亭上，有点像官方的“大字报”。其三，每年正月和十月，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全体村民大会餐，这其中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聚会中既要颁布国家法规，又要对那些行为不轨者当面进行批评，严重者要送交官府。其四，要求在每个村庄都置鼓一面，凡到农忙季节，指定专人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借此让所有的人养成早起干活的习惯。 可见，朱元璋推出的教化之策细致之极。实际上，从刘邦到汉光武帝刘秀，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宋太祖赵匡胤都比较重视教化的作用。思维支柱二：管理的原则是治理而不是无为 领导者要理解规律、顺其自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领导者具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王朝开创者信奉的道家理论的典型人物，如刘邦、李世民等实际上都是“治”的行家，“治理”才是真正的帝王管理原则，“无为”则成为“治”的策略和目标。 刘邦的原则：治理还是无为？ 刘邦在国家治理上花的功夫非常之大，如对于军功臣子的治理、管理机构与制度的设立、相关法律的完善、家族统治机制的建设等都是费尽了心机。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 可见，刘邦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并在“无为”的信念下运用了儒家、法家等派的大量治理原则。他明白：不管是什么“家”，只要能够治理国家就是有用的“家”。纵观其行为，治民基本上奉行的是无为，治臣用的是儒家思想，治将则采取法家方式。他所谓的“无为”仅仅是不再折腾老百姓，对于文臣武将的管理可是半点都没落下，所以，“治理”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唐太宗的心态：无为是追求，治理才是道路 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也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很好地“有为”治理，脆弱的唐王朝可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李世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最根本的事情。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江山。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和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 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其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 看来，任何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不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思维支柱三：管理的依据是利弊而不是是非 沉重的帝王决策 在涉及到帝王的争夺中，兄弟反目甚至父子相残都是历史中常见的情景。难道他们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没有歉疚感吗？难道他们在踩着亲人的尸骨，走上权力顶峰时就没有一点道德恐惧吗？ 从历史的痕迹中我们发现，他们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歉疚感，他们毕竟也是人。《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叔父不是常常做恶梦吗？但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站在了权力的顶端，面临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险境。由此可见，这些王朝开创者们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做出决策，特别是关键决策的依据不是社会道德中的是非曲直，而是整个王朝延续的利弊得失。 俗话说：选择即命运。这句话对于帝王建设王朝中的选择决策同样适用。优秀的帝王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超越一般人想象的选择，也能够做出一般人不敢或不愿意尝试的选择。 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 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纵观历史上一幕幕决策的瞬间，成功的帝王们似乎都有类似的思维。对此，韩非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世主美仁义之名，可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也就是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所谓的是非观念呢？实际上，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与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其对于是非观的理解。他们对这种利弊得失的衡量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那就变成了暴君。 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地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适合民心民意的决策。《尚书·盘庚》篇说“罔不惟民之承”，就是要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也是要求统治者在实际行动上注意顺应民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但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依靠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民众心愿的政策。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吕氏春秋》认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所以，要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王朝，必须顺民心；顺民心则功成名立，失民心则国破身亡。这就要求君主在施政时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推行爱民利民的政策。 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当德宗问他“当今急务”的时候，陆贽回答说:“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直，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这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强调了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 北宋的李觏也认为：“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他举例说，如果得到民心，少康有五百人也称得上得到了民众；如果失去民心，商王有亿兆人也可以说是没有民众。因为民心可畏，所以统治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民心，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李觏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是选择称职的官吏。有称职的官吏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将国家治理好。他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 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过分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君权神授，他可能逞能一时，随意决策，但王朝的寿命也就危险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