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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笃信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弗里德曼是否真得是弥顽不化？很多非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可能会得出一个过于主观的结论。中国人一贯不喜欢宣扬某种极端观点的人，无论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还是政府管制和干预，都不是合理的制度。而弗氏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前者，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以充分就业为借口干预经济，反对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反对政府权力扩张和行业管制，反对最低工资制，反对工会，反对企业追求“社会责任”，反对大而无当的福利制度。经过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干预的另一派大行其道了近四十年后，美国再次陷入滞胀，这给了弗氏唤醒人们重新审视灾难发生的原因的机会，并得出大萧条本身就是由于政府管制不当引发的，同时指出再次发生的经济危机，仍然是来自同一原因，并随罗斯福新政而来的“大政府”倾向被恶化。在《自由选择》这本书中，弗里德曼以通俗的笔调，耐心而细致地论证了为什么政府在货币政策、教育、消费者保护、工会等方面的过度介入导致了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而且进入了更封闭的死循环。这本书稿来源于同期播放的一部同名电视专题片，所以弗氏夫妇努力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为自由市场经济做了一次系统的辩护和剖析。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一个当代的秉承亚当斯密传统的真诚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师，从人类自由和经济自由角度，对全球最大经济体进行的深度反思，是对《国富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经典之作。通读全书之后，凡不怀偏见的人都能发现，其实弗里德曼未如被宣传得那么极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以其理论分析经济问题时，他所主张的是祛除不必要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让政府的归政府，个人的归个人。当然，他相信经济来自于个人的动力要远大于来自于政府管制。他所坚信并捍卫的乃人类的普世价值中的“机会平等”和“自由”，无论他使用的方法论是否正确，结果是否成功，他都应该得到世人的尊崇。
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无法避免的宿命
自由市场经济最为人诟病的是其采用的“经济人”的简单假设和推理模型，看上去简单得似乎世界在上帝第一次推动之后就完全可以自然运转得很好。而实际上，多数欧美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市场会经常失控，政府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功用。显然弗里德曼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修正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自由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关键的基本元素，比如私利，私利的一致性，信息的无障碍传播等。弗氏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私利”，将其等同于“缺乏远见的自私自利”或者“仅仅关注直接的物质回报”。他将仅对金钱刺激才有反应的“经济人”概念延伸为追求个人感兴趣的、珍爱的事物的人。这就产生了每个人的私利是否具备整体意义上的一致性，以及会不会导致采取共同的选择。这种选择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范畴。
弗里德曼坚信，对于“私利”的追求在信息无障碍沟通的市场中，自然会达致通过自由交换进行的协作，从而使交易顺利完成，这一过程无需政府干预和指令。这显然是极端理想化的情景，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备的，价格体系并不总能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这就是“市场失灵”。弗氏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会产生外部性影响，政府干预也是这样，只有恰当的干预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过度的干预或者管制会导致比市场失灵更严重的政府失灵。有限的政府的意义在于“达到并保持一个自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也是自由协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选择用来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一种途径，“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授予政府强制性力量，并要求其只为保护我们的自由服务，而不致成为对自由的威胁”。
仔细审视弗氏的这一市场经济逻辑结构就会发现，将私利的概念的拓展既无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也无法应用到政治生活中去。西方经济学界转向求助于政府管制正是寻求解决市场失灵的一项尝试，而政府一旦介入经济管理，就会越陷越深，这不是一个猜测，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向“大政府”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减速的迹象。市场经济机制本身有着无法由自身克服的缺陷，自愿地求助于政府的外部力量，又无法避免由此带来的外部性影响，私利的一致性叠加起来也无法形成让每个人适意的集体选择，个人自由不得不被群体选择所替代，而这些群体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是政府，甚至是它们的某种利益联盟。收政府应当为何种目标服务是一码事，实际上是否能为该目标服务是另一码事，杰斐逊的理想中的建立“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也许只是镜花雪月。
自由选择的“水土不服”与中国道路
自由选择的意愿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各种保护以使市场顺利运转，也就是说，没有这种保护，我们不可能真正自由地选择。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本身就是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她应该而且必须为选民服务，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一个亚当斯密笔下的“高度复杂、高度组织化且运行平稳的经济体制”，才能够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其必然的社会文化根基，这就是“机会平等”和“选择自由”等西方文化中的普适的价值观。然而，从局部看来，这种效果也远未达到完美程度。政府被赋予提供私人缺乏激励去做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但政府机构的操控者却不一定能满足民众的期望。选举政治作为一种调整机制，将民众不满意的政府管理者替换下来，希望下一任行政官员能够更明智地行使政府权力。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只要社会中多数人对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被选举执政的政府也就必然会努力靠近选民的期望。弗里德曼所做的一切，正是向民众灌输有限政府和无限制自由的思想，以使公众愿意“建立一个主要依靠自愿协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社会，一个保护并扩展人类自由的社会，一个政府安分守己的社会，一个政府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
中国过往的历史中从未存在能够建立西方那些普适的价值观的土壤，至今，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完全认同这些观念，而更多的人则无法自主地行使选择的权力。这就使得弗里德曼所描绘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幻。如果说有限政府是一种理想的目标，那么，美国处于一个以政府为补充力量的自然生长的市场经济状态，正在选择是否加强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而中国则处在由政府强力主导引进“西方土壤”以培植一种“类市场经济体”的阶段。所有的前提条件都与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怎么可能照搬弗氏的经验和理论呢？况且，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如此成功也不客观，各国的实践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各国民主政体之下，特殊利益集团为何还会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我们如何才能既对政府加以限制，同时又使其履行基本职能？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还没有给我们完整的答案，但他的自由选择思想，比如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等论断，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极有价值和启发性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