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理论经济学》第六编价值在全社会的流动和转移（21—24章） 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三、在制品价值的变化和资本的游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五章分析了资本的游离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马克思总的结沦是:“A、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于流通期间的时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而n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B、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1)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2)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月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其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C、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资本论》第二卷，310、311页) 关于马克思在这一章中所进行的研究——从而也包括了马克思的结论性意见——恩格斯指出:“不管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如何，也就是不管资本Ⅰ和资本Ⅱ的比例如何，在第一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一段和劳动期间的长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一个劳动期间所必须的资本，——也就是有一个同资本Ⅰ相等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流回到资本家手里。 如果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资本Ⅰ=500镑，则在第9、14、19、24、29周的周末(依次类推)各有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流回。 如果劳动期间=6周，流通时间=3周，资本Ⅰ=600镑，则在第9、15、21、27、33周的周末(依次类推)各有600镑流回。 最后，如果劳动期间=4周，流通时间=5周，资本Ⅰ=400镑，则在第9、13、17、21、25周的周末(依次类推)，各有400镑流回。”（见《资本论》第二卷，315、316页） “换句话说：的确有货币游离出来，从而以货币形式形成一种潜在的只是可能的资本；但是，这个结果，不仅在本文详细叙述的各种特殊条件下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发生，规模也比本文所说的要大。就流动资本Ⅰ来说，产业资本家在每个周转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完全和企业开始时一样：资本家手头一下子又会有全部流动资本，可是只能逐渐地把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见《资本论》第二卷，316页）恩格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所说:“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而n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是不正确的。 因为按照马克思假定的条件，资本的游离其实根源于劳动期间本身的特点，直接地讲资本的游离是表现为以货币形式流回的资本，大于当时生产上实际所需要的资本量，即大于需要实际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资本量。这是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这种假定是符合事实的——劳动期间若为6周(实际只要≥2周即可)，但以生产要素形式必须具备的量，并不是6周×7天=42天的量，即并不是这样多的量在劳动期间一开始时都要全部具备，相反，按马克思的假定，每次只需要具备一周的资本量(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就行了。换言之，资本家在劳动期间开始的第一周手头只要有100镑资本，第二周再有100镑……就可以了。而在制品的价值则是从第一星期的100镑逐渐加大到产成品价值600镑，每一流通过程完成后，货币资本则是一下子全部流回了。因此，即使如马克思所假定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流通期间是劳动期间的整数倍，仍旧必定会发生游离。以流通期间和劳动期间各等于5周为例，从第1—10周，每周初都只需要握有货币100镑，并随之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要素，但第10周末就一下子流回500镑货币，而第11周又只需要100镑。因此。不管流通期间和劳动期间的关系怎样，甚至即使流通期间为零，仍然会发生游离。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地叙述如下：马克思假定的条件是流通期间和劳动期间都＞1周，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定，流通期间≥0周，从而劳动期间≤周转期间，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差别则可以撇开，即假定生产期间就是劳动期间。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量每周需要100镑。根据这些前提条件，首先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每次投入流通的商品从而每次流回的货币量都是相等的，这是因为每个劳动期间完成的产品量是假定相等的。劳动期间越长，产品价值就越大，如果劳动期间为x周，则产品的价值，从而流回的货币是等于100x。(2)在制品价值的变化是从劳动期间开始后第1周的100→劳动期间结束时的100x。(3)因为每隔一个劳动期间就有同量产品投入流通，所以货币回流的间隔期就是劳动期间长度x周。流通期间的存在只是推迟了货币回流的第1次的时间，并未因此而改变以后货币回流的间隔时间的长短。(4)在制品价值的变化周期也等于x。如果生产过程加上流通期间的总周期为y周，因为第一次货币回流就是在第一个周转期y周末，而第二次开始货币回流和前次货币回流的间隔仍等于x周。(5)资本游离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回流是集中地完成的，但回流的货币只需要一星期一星期地逐步转变为生产要素。(6)因为货币回流的间隔和劳动期间长度是相等的，回流量是不变的，在制品的价值是在每个劳动期间有规则地变化一次，所以，回流的货币额和在制品价值的对应关系也必然是循环的变化。因此，各种各样的流通期间和劳动期间的组合，其实对游离问题并无根本性的影响，只不过从外表上看略有区别。 但是，既然货币的游离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就不能停留在下述的观点:“在流回的货币中，对于当前的劳动期间来说是否有或者有多少是多余的部分，从而要游离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假定生产按照当前的规模不间断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货币，也就是要有货币流回，而不管它是否‘游离’。如果生产中断，游离也就停止。”(恩格斯的论述，见《资本论》第二卷，316页)因为，当游离发生的时候，在相应期间，资本家按照既定的规模进行生产，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资本，游离出来的资本就可以用于别的事业。而这对于资本家，从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恩格斯所说:“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来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说的货币资本的‘游离’。”(恩格斯的论述，见《资本论》第二卷，315页)就存在着不确切的地方。因为如恩格斯所已经指出的，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各种组合情况下，游离都会发生。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游离量。 以劳动期间等于6周为例，当流回货币600镑时，资本家从新的1周开始，每周只需要支出100镑，以转化为生产要素，因而此时有500镑可以作为他用(资本家自己用于其他方面或借给别人)，随后第2周有400镑可作为他用，第3周有300镑，第4周可以有200镑，第5周可以有100镑。各周加起来，500+400+300+200+100=1500镑，所以每周平均，游离的货币资本量等于1500÷6=250镑。不过，这还只是从货币资本游离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可是货币本身决不是实际生产的要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货币实际上作为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时，货币只是在形式上和瞬息间对再生产的实际过程起媒介作用。当货币保持自己的独立形式时，它完全不进入再生产过程，而只是预定要进入这过程。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考察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时，可以暂时把货币抽象掉(因为我们曾经假定，资本在形式上转化为货币，资本周期地取得货币的形式，是没有困难的，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假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43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分析资本的游离问题时，马克思同样假定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是没有困难的——这样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说货币资本的运动反映了实际的生产要素的变化，从而货币资本的游离是反映了生产本身的相应变化，那末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分析实际生产本身，就是要真正弄清货币游离的客观的生产基础。 资本发生游离时实际生产过程的相应变化，其实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这是根源于某些种类产品生产本身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假定，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需要的劳动期间等于6周，并不是在这一劳动期间开始的时候，作为流动资本而存在的生产要素就必须同时具备，并进入生产过程，而是只需要具备1周消耗量的流动资本。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这些流动资本在在制品中得以体现，在第2周就又需要准备好和第1周相等的流动资本量，以后各周都是这样的简单重复。与此种情况相联系，在制品的价值则随着过程的进行而逐渐增大。所以，如果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讲，他进行生产所必须拥有的资本量，就其中以在制品形态存在的部分而言，是随着劳动期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大的。但是，从资本家所拥有的全部资本量讲，与他的在制品形态的资本量的增大相对应的，是他以货币形态拥有的资本量的减少，因此，他所拥有的总的资本量并没有变化。但是可以说，这还只是表面化地看问题，从本质上讲，货币资本的运动，资本家所拥有的货币资本量的变化，其实只是反映了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形式——以在制品形式，更广一些讲，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量的变化。资本家掌握的在制品形态的资本量，是随着劳动期间趋向结束而增大，这是大多数加工产品生产的共同特征。在制品的价值或者比较小，或者比较大，这是和生产本身处于劳动期间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的，在制品价值的变化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推移而必然要发生的。如果要问，资本家正常地从事生产，他以生产资料的形态，直接地讲，是以在制品形态存在的资本需要具备多大的量，那就只能回答说，他有时候需要的量较小、，有时候需要的量则较大，——这是和劳动期间处于不同的阶段相对应的。因而，较大和较小的在制品价值量，分别是属于正常生产所需要的量。资本家在劳动期间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包括在制品形态)存在的资本量，既不是始终保持在产品快制成时那么大的量，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劳动期间刚开始时那么小的量。但是和劳动期间接近结束时相比，在其他阶段他所需要的资本量确实是相对较小——这正是资本游离的本质，从而也是货币资本发生游离，即有一部分货币在这时候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根源。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就实际生产讲，货币只是起到了转瞬即逝的媒介作用，我们对当前问题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和劳动期间处于期末阶段相对比，在其他各个阶段资本家以生产资料形态拥有的资本量可以较小，从而在此阶段货币资本会发生游离，可以用于其他方面，那末事实上这只是证明，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而存在的资本已经发生游离，货币资本的游离，其实只是已经发生了的生产要素价值游离的事后表现或反映。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说，货币资本的游离实际还只是一种现象，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的游离才是事情的本质。因此，资本的游离确实会发生、在发生，货币资本的游离也在发生，但是，必须认清货币资本发生游离的根源，——这就是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资本的游离。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既看到事情的本质，又看到事情的全貌。 下面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各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是在互相的交换中，作为资本主义总生产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一般规律，其中许多种类产品的生产，虽然劳动期间的长度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在生产向期末推移的过程中，他们的在制品的价值都是逐渐增大的，并且，随着前一个劳动期间的结束，新的劳动期间的开始，就又重复地发生这种变化。就整个社会的情况讲，这种在制品价值的变化必然是互相交错的，——规模巨大的现代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任一时点，依劳动期间所处阶段的不同，有的企业处于在制品价值的较大值，有的处于较小值，有的则处于在制品价值的中等水平。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任一时点，在制品价值的这种所处阶段差异，又是互相抵消着。结果，全社会的在制品价值实际是平均化了。因此，虽然每个资本家所在企业正在生产的某件产品（在制品）的价值是不断地变化着，但整个社会全部在制品的价值总量则要稳定得多。所以在此可以附带指出，如果社会只是维简单再生产，那就还要假定，社会进行循环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是不变的。其中以储存的生产资料、在产品、使用的劳动手段三种类型存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分别保持不变。反之，全社会各个企业存量生产资料价值的变化如增大了，表明相应的一部分新加劳动体现为生产资料了，就是实际形成了积累。 我们接着谈。虽然整个社会的在制品价值总量在社会生产的进行中是相对较稳定的，但从各个资本家(各家企业)的角度讲就并不是这样，正好相反，他们的在制品的价值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就是说，撇开货币资本，他们进行生产实际所需要的资本量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是，货币，货币资本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形式。那么，是谁把货币投入到流通过程中去的呢？当代社会，存款货币成了最主要的货币形式，它们是通过现代银行体系的运作而产生的。虽然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讲，他得到流通手段和货币资本，决不是不付代价的结果。相反地，通例，要么是商品的交换结果，要么是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但是，所谓国家，当然是为主体生产者服务的国家，所以，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现代货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者从终极的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货币正是由他们自己投入到流通中去的。手头握有相应数量的货币资本，正是资本家完成正常的循环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因为众多的企业都经历着在制品价值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化，所以，在制品价值处于低位的企业，表明不需要有更多的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资本，从而表现为他有相应的多余货币资本可以借给别的生产者；与此相对应，在制品价值处于高位的那些企业，此时就需要较多的借贷资本，他们的在制品价值的相应部分，就是借贷资本或其他形式的信用的表现。也就是，在以上假定的条件下，任一时点，那些在制品价值处于高位的企业获得的别人信用的量也相应较大；与之正好相反，那些在制品价值处于低位的企业，则向别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信用。在生产的不断推移中，上述两类企业的角色会相应地变换。所以在这里，价值游离的本质，就是一部分生产要素为别的企业占用了；货币资本的游离还只是比较表面的现象，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资本的游离，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怎样准确计算以在制品价值的逐渐增大为基础的资本游离量呢？由于在大多数场合，劳动期间(生产期间)开始时，需要相应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价值或大或小，所以，作为起点的在制品价值，几乎总是大于零。如果在制品的起点价值为a，制成品价值为b，且在制品价值是均匀增大的，平均计算，资本的平均游离量就等于(b-a)÷2。比如上面所引马克思举的例子，资本平均游离量等于（600-100）÷2=250镑。但是，这其实是说，即使在制品价值等于600镑的最高点，所需资本还是来源于该资本家自身。上面已指出，众多的资本家都经历着在制品价值由低位到高位的变化过程；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提供信用并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这个角度讲，是他的资本游离的价值为别的企业所用，还是别的企业游离的资本为他所用，即是他为别的企业多提供了信用，还是别的企业为他提供了信用，就在于此时他所在企业的劳动期间，是处于在制品的中位值之前还是中位值之后。而在制品的中位值是等于(a+b)÷2，上引马克思举的例子，在制品中位值等于(100+600)÷2=350。撇开其他影响因素，在制品中位值之前，是他向别人提供了信用；在制品中位值之后，则是别人向他提供了信用。 我们以上考察的游离问题，是着眼生产过程中的在制品价值的变化，因此，流通问题事实上就被撇开了。流通对资本价值游离的意义是，就某个企业包括流通期间的总的生产过程讲，如果它的处于流通过程中的商品的数量和价值，在不同的时点都不发生变化，那末单就此点而言，就不存在价值的游离问题；反之，如果在不同的时点，流通的商品的数量和价值时大时小，那就会发生价值的游离，或者说就存在着游离。显然，第二种情况属于通例，第一种假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商品的流通阶段而言，发生游离也是必然的事。这一点也会从企业所拥有的货币资本量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从全社会的角度讲，各个企业处于流通阶段的产品仍然是在产品，以这个角度考察，企业的本来意义的在制品价值的变化，和企业处于流通过程的产品价值的变化，就可以合起来进行考察。更进一步地分析，单个企业的价值的游离问题，就要看储存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制品价值及流通中的产品的价值、使用的劳动手段的价值，这三者之和在不同时点的变化。价值游离本身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企业进行循环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各个时点是不同的，会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当货币是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时候，价值的游离自然就会在企业拥有的货币量的变化、企业和客户的信用量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从本章所作的分析可知：
(l)从根本上讲，企业实际占用的价值量取决于企业所占用的实体价值量。这是因为价值总是存在于各种实际存在的具体的产品中，存在于具体的生产劳动成果中。 (2)在产品、使用的劳动手段、储存的生产资料，是实际存在于企业的三类生产资料。各个企业正是在这些存量生产资料或大或小的形态变化中，在它们的数量和价值的不断变化中，在它们的循环再生产中，在一定长度期间，完成了一定数量的本企业产品。各个企业在不同时点占用的生产资料存量价值的大小既和各企业所处的具体生产阶段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具体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 (3)从各个企业讲，实际由这些企业占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然是时时变化的；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不同时点，各个企业实际占用的实体价值即三大类生产资料数量和价值的变化，是互为条件的。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价值这样在企业间的流动，是企业之间的信用所借以发生的重要基础，尽管这个信用量只是社会信用总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