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地震中震出个史上最牛的校长说起
高丙吉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730070）
5.12汶川大地震中，四川涌现出一位据说是史上最牛的校长——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据媒体介绍，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邻北川，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也遭遇重创，但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无一伤亡，创造了一大奇迹。
这不得不归功于校长叶志平采取的几项主要措施，一是他担任校领导后，下决心花40万元将造价才16万元的一栋 “豆腐渣” 实验教学楼进行了彻底的加固，消除了隐患；其次，更为主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他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每个班的疏散路线、楼梯的使用、不同楼层学生的撤离速度、到操场上的站立位置等，都事先固定好，力求快而不乱，井然有序。
用老百姓的话说，多亏了叶校长平时未雨绸缪，在地震中他们学校的损失才这么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事前的成本大一些，事后的成本小一些。花钱整修豆腐渣实验教学楼，需要额外的开支；组织学生疏散演习要花费学习时间，这些成本的支出比其他学校相对来讲就大些，所以我们看到地震后，他们学校的损失就比其他学校小些。在北川中学、聚源中学学生校舍损失惨重的同时，该中学的师生2000多人在地震中得以平安活下来，无一伤亡！
事前的成本大一些，事后的成本就会小一些，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第一，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事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过去在计划经济有“四拍” ，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领导拍拍脑门，计上心来，马上决策。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导致失误的时候，“拍大腿” —— 痛心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唉，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 ，最后不得不拍屁股走人。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很多决策需要专家们的参与，不能由领导随便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拍脑门决策当然可以节省时间成本，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但是，事后的成本却大的惊人。1957年我国修建三门峡大坝决策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们：1957年7月，在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设计” ，只有水利专家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城市的惨状” 。争辩7天无效后，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建议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洞堵死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底洞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1962年，三门峡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 ，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第二，不能只注重灾后救援，更应该加强事前的防范。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防灾减灾工作做得好或不好，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灾前忙”还是“灾后忙” 。在这次地震以后，我们看到了，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赢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地震的后果也是惨重的，死亡人数将近八万多。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来比，伤亡人数少多了，但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能在震前很好的防范，全民有很强的防地震意识，能更多地了解避险的知识，也许损失会小一些。和改革开放前相比，现在我们能学到的了解到的有关防震的知识要少得多了，很多人对地震知识的了解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学到的。为什么现在条件好了，这方面的宣传反而少了呢，毛时代很穷的情况下都能做到的，我们现在怎么做不到呢？是我们财力不足吗？也许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自然灾害频繁，人们很注意这方面的防范，所以宣传就很多。可是，我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我们的自然灾害减少了吗？我想问题的实质是，灾害的预防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般是政府来提供的。在这个追逐GDP的年代，政府的官员很难从有限的财力里拿出钱来搞灾害预防知识的宣传。到图书馆，书店去逛的时候，我们很难发现有地震预防知识这方面的书，有的话也是过去毛泽东时代印刷的。私人很少有动力做这方面的事。5.12地震发生前，我还给学生讲，政府在灾害预防方面的宣传太少了，我们除了能在操场上看到一块地震应急避险场所之外，其余一无所知。
所以，政府应该平时加强自然灾害预防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素质。在这一方面，日本就做得比较好，由于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日本1961年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82年5月由内阁做出决定，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8月30日到9月5日为“防灾周” 。在此期间举办各种宣传普及活动。采取的活动形式有展览、媒体宣传、标语、讲演会、模拟体验等。 近年来商家还推出防灾套装，出危险的时候只要几秒钟就能带好基本的生存工具。灾害来临时安全地应对成为人民生活的必要习惯，日本还通过全民参与的灾难演习，认真学习和了解地震的逃生知识等。在日本的商店里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关于防震知识的书籍，还有关于地震发生时随身携带的可以保障三天吃喝必需品等等。这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什么在日本由私人来提供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另一个问题。由于日本拥有地震信息传递快速准确、政府在第一时间有效反应、专业的救援队伍、对灾民要有专业的心理疏导、迅速筹集救灾物资的能力、公众平日接受充分的灾害教育、高精度的地震预报体系等方面的优势，日本虽然是地震多发国家，但并非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第三，灾后重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提高相应的标准。在这次地震中，很多的房屋基础设施，比如学校、医院等等都达不到抗震的标准，导致伤亡惨重。据说，在日本对房屋建设的要求是即使在地震中房屋倒了也不能塌。所以我国政府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以免悲剧的重演。具体来讲，首先对与供水、供电、房屋建筑等基础设施等有“生命线”之称的生存支持系统，要强化其对于自然灾害的抗逆性和缓冲性。其次，在人员比较集中的工厂、学校、居住地等，尤其是处在地质断裂带和板块交接带上的城镇和工矿，应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灾后重建一定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了解清楚建设地区所在的地质基础，将居民点、道路、水路、电路、通信网络、生产设施等做出全方位的设计。处于地质断层上的城镇和村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迁移重建，以充分维系这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古语说得好“有备无患” 。
减损的关键是“准备” ，准备的质量决定了解救的质量。这恐怕就是最好的概括了。
《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8月1日NO.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