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i]：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卡吉娅向他承诺快乐，阿蕾特向他展示美德。虽然都是幸福，但前者是轻逸的，后者是沉重的；前者是身体的，后者则不仅是身体的。
人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社会存在。人的个体存在更多地体现为身体性，而人的社会存在却需要超越身体性。进入社会是人成为完整的人的条件，而进入社会就意味着将身体置于规范和约束之中。被嵌入环境的身体在约束和管制之下日益感到压抑和沉重，于是灵魂不断呼唤身体出游。脱离约束和管制可能是身体成长过程中最迫切的愿望。那种轻盈飘逸，那种随风起舞，是饱受压制的身体的永恒向往。但是，摆脱约束和规范只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所带来的可能不是快乐，而是失重。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旦离开，将会失去力量。赫拉克勒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将他举向空中，将他撕碎。
现代化是个体解放的过程。路德的宗教改革，最初目的是清除繁杂教规对人的束缚，恢复上帝赋予的基督徒的自由。宗教改革在舒解教规约束的同时舒解了社会传统对个体的桎梏，个体解放的曙光出现了。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个体的解放，尤其是经济解放。理性化的发展恢复了个体的信心，也指明了个体发展的方向。人们相信，凭借理性，人可以在轻逸的快乐中将身体携带到理想的幸福彼岸。但是，这一美好愿望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如同安泰不能离开大地，脱离社会性的人也将失去其作为人的存在。这种异化甚至具有毁灭性。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决定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需要借助于对人处于其中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把握。但是，经济学同时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按照洛桑瓦隆在《乌托邦资本主义》中的解释，自然科学家如牛顿等人首先解释了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受此激励，道德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和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和谐秩序。经济学就产生于道德哲学家的这种努力。如斯密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证明了经济社会的自然秩序，萨伊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证明了经济运行的自发机制。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觉或者不自觉，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是嵌入社会环境中的，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不能将人从其社会属性中抽离出来。——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利益的追求者。甚至，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超越物质的精神价值。在斯密那里，人的经济行为受自利心驱使，正是自利心为经济行为提供了动力。同时，斯密认识到单纯的自利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可能毁坏社会的存在，于是，同情心成为自利心的约束力量并成为社会秩序的构建力量。在西斯蒙第那里，经济学研究人的物质福利的实现，而人不仅有着物质和非物质需求，而且其物质福利的实现程度也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因此他说，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需要良知如同需要理智一样一样重要；在约翰.穆勒那里，作为研究财富性质及原因的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财富依存于自然方面的原因，而是财富依存于人们的心理、精神、制度、社会关系等非自然方面的原因。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综合性似乎与经济学的“科学化”追求存在内在矛盾。成为科学，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似乎意味着实证和演绎，意味着将经济学从其温床——“道德哲学”——中抽离出来。于是，配第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萨伊提出经济学具有“实验科学”的性质，西尼尔提出建立“纯粹经济学”的构想。真正的变化是从边际革命开始的。自然科学的进步尤其是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的数学应用提供了有效工具，而经济学家日益增强的“科学化”信念推动了经济学的形式化发展。杰文斯说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数学，“经济学是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瓦尔拉斯将经济学从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抽离出来，依赖数学构建了其“纯粹经济学”；马歇尔成功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使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等数学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结果是建立起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微观经济学。
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过程是将人从其制度背景下抽离的过程，也是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支持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在这个“科学”过程中，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不可避免地失重了，经济学也一步步失重了。——“经济人”逐渐成为单一维度的物质利益追求者，经济学也逐渐成为单一维度的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
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人成为“经济人”——理性的最大化物质利益的行为主体。这样一个“经济人”，没有理想和信念，缺乏情感和责任，失去道德和情操；这样一个“经济人”，只有感官的满足而不能领会精神和道德等高级感受。人被抽象为幸福和痛苦的计算器。人的功利主义行为动机——追求幸福和避免痛苦——，强调的只是身体的幸福。身体的个体性决定了幸福评价的个体性，于是，追求的幸福的个体需要摒弃伦理判断和道德约束。人不仅失去了道德和传统，也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没有过去意味着人的行为方式没有发展，没有未来意味着人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历史责任。这样一个“经济人”成为仅仅对物质刺激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动物，成为凡勃伦所说的不断跳动的欲望小球，成为巴浦洛夫的那只狗。
现实地看，人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人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类成长的复杂过程，决定了人性的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维度的理解，都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观念，人总是“嵌入”其所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试图将人从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使经济行为从制度和文化背景中“脱嵌”，只是一种虚妄，一种瞒天过海，一种自欺欺人。
但是，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
成为一门科学，是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苦苦追求的目标。作为人类理解其经济行为的一种方式，出于知识积累和发展的目的，经济学的科学追求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科学不仅是描述，需要在假设前提下通过逻辑演绎建立逻辑体系，这就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而“经济人”假设就是经济学逻辑体系得以建立的假设前提。一个现实的人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入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人必须脱去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历史传统的外衣，必须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追求者，成为一个漂浮在云中的轻逸的最大化者。
于是，经济学只需要关注个体的物质幸福，只需要研究资源配置；于是，经济学成为卡吉娅的帮凶。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7月4日
[i]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