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的封建奴化教育下,的确,封建意识和思维在很多人的骨子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台湾总统大选,谢长廷就曾经跑去找了个自称虎爷附了身乩童,来请示他选举的前程,而虎爷自然却用大拇指示意谢是真龙定当选,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处戏,是不是谢自己精心安排的呢?还是~~~~~~~~~~~2200年前,陈胜与吴广就知道靠装神弄鬼,来骗取他人的追随,可笑的是到了公元2008年这种被古人有烂了的把戏居然还大有市场。
有一个现象是最近还困扰我们的,那就是到底是先有做轿的人呢还是先有抬轿的人呢?这个问题的难度绝对不下于这个世界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但我们的谢侯选人是留日的博士,以他的学识来说应该不会相信这套把戏的,但他却偏做了,并且是做的很认真,那么我们就仿佛可以说我们的谢主席大抵是要玩愚民把戏了,毕竟这也暗合我们一般民众的心理。每逢大事,一些‘天命論’的神話妖言就開始流傳於街談巷議,甚囂塵上。这是历史经见的,于是我们的一般很有用心的人也就自然乐得来迎合一番,隋朝末年,民间流行一首童谣,说杨花散尽李树结果,最后弄的是只要是姓李的,都想利用这个童谣来惑众,说自己就是童谣里的那棵李树,于是就有了李密呀、李渊的粉墨登场。而2008年的台湾,谢博士大概闹的也就是这一出。因为他与李密、李渊一样,很知道这样做的结果。看来天天以民主国家来鄙视大陆专制的台湾,其国民性到底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是陈胜与吴广还是李密与李渊,还是明教那个年代的思维,或许不同的仅仅只是在语言的表述上,前者更文而后者更白一些而已。 关于这个,于06年我很跟广州日报的评论员徐锋同志—也就是弓刀先生,还发生过一段笔战的,只是那次谈的是企业的原罪而已,徐锋写道:重商固然无错,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是重商、倾商、羡商的,显然,市场经济道路的确定,就是以商为本的最大标志。至于韩先生所言及中国“抑商”传统,那已然消逝在了历史的云烟里。为这个我特写过一文:权利的转移就必然能够导致意识形态的转移吗?-答广州日报专栏作者弓刀先生 今天再回首,就是具体到谢主席的行经,我看也还是拿的出手的:弓刀先生说:至于韩先生所言及中国“抑商”传统,那已然消逝在了历史的云烟里。 但实在的说,问题和事实并没有我们的弓刀先生所说的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一个问题是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的解体就能够导致意识形态的必然的解体吗? 毛泽东在关于新中国的矛盾斗争方面的论述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建立了,但阶级矛盾还将继续存在。 在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是可以上升到普遍真理的层次的。(他的错误在于,在当前是否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上。) 我们不能够依凭上层建筑中的权利的转移而简单的就认为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就也必然的发生转移。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在权利结构的转移后,意识形态是有转移的可能,注意:只是有可能,因为在生产关系中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力往往比较权利力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日尔曼在获得权利结构--政权后,往往在政治行为上反被他在军事上打倒的汉人的意识形态而打倒的原因。 关于这点,我是比较赞同由子先生或是女士的观点的: (弓刀)先生却忽视了根深蒂固这个概念了,中国到现在骨子里还是封建主义呢。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同样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大发展。 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要特别就这点予以说明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当权者要这样做呢,原因端的简单:通过复兴大业,可以重新让人民检起忠与孝来,而另一帮人也努力的附和这个观点,他们的用心无他,就是要让人民认识到天谴的存在,如果这个真的存在了,那么他们的替天行道也就名正言顺了,也就师出有名了。其实在这两帮人里,他们心里倍儿明白,中国的那些儒家文明实在是已经老朽了,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得不到检验的了,但人民的意识形态却还没有来的急转变过来,于是他们自然也就要急急如律令的拿将过来了。因为这很符合营销学的观点,同样这也完全合妥于经济学里的成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