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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的选择 第五讲
张五常
有学生问我，我的兴趣这么广泛，而每样都能做得这么好，应该怎样才能象我一样。我当时的答案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其次要知道自己在那方面有没有天分，第三是要去尝试。
在问题方面可以有奇才，可以高傲，但你要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秦始皇认为有很多次，但我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在这一生中如果不去做，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有兴趣，而又有天赋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客观地衡量自己。
我喜欢的东西大多都是在手上可以操作的，写篇文章，或是写篇书法，或者是经济理论，我希望都是手可以摸得到的。假如手上拿不到的我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兴趣，有人对打麻将很有兴趣，但我不感兴趣，因为它不能够拿来自己欣赏，我是有点自恋狂的。自己做完一件东西，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但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步骤，一些作品可以有机会保留的，在关键的时候就要搏，拼搏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自己难以再有来生，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要杀气腾腾，要杀气腾腾。
好象几年前，我拿着相机到九寨沟的黄龙洞，三天时间里我就拼命干，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刚下完雨，水很多，瀑布很好，当时招待我的官员给足我面子，一早就送我进公园，接着太阳出来，光线很好，树很好。我所以就连着几天拍。
当我第三次到黄龙洞的时候，下大雪，已经说明是封山了不能上去，但我们还是爬上去了。上到山顶已经是早上八九点，阳光普照，突然间天气转暖，在树上的雪开始融化，闪闪发光。我带的相机是最适合拍这种相的，因为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拍照的方法，上帝帮我的忙，但是上边氧气不够，那我就拿个相机，一个小时拼命奔跑，照了十几二十张雪景，前无古人。这种事你们做得到吗？到了机会来临时，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我有个助手在旁边，帮我打光和背着相机，当时的气氛我还记得，100分，哪里找到这么好的景色，雪水刚刚融化，象冰一样，整个山头闪闪发光，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种机会每个人都会遇到，就象我写《佃农理论》，人人都说好，芝加哥出版社印的，我到芝大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然后就再拼一年（才出版），你怎么解释我那么拼命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想有成就是不难的，关键是要拼命，在适当的时机拼命，不适当时就不要拼。现在到我这个年纪，要拼就拼书法，因为我看到自己有机会写到自己最好的境界。有些自己知道不行的东西就不要勉强，有人自己知道不行还是勉强去拼，那是很蠢的。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有成就，就象要我一样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就会去多做尝试的。那种满足的情感，说不出来的。
我在1969年开始研究，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公司的问题。因为我在1968年时不明白科斯说的是什么，1969年我就下工厂研究，一直研究到1981年科斯退休时，他叫我为他退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那篇《公司的本质》，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写的，1968年我开始搜集资料研究，1981年开始构思，1982年初，二、三月份，我开始坐下来写，用稿子，墨水笔。一直往下写，到底写了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我写完，还没有打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篇文章可以传世，我就在那儿仰天大笑。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是错的呢，他是从1931年开始写的，当时他只是27岁，27岁的年轻人对世事了解不多，太年轻了。他说市场上边有价格的指导，有时花生价高，我就种花生；看到水果价高，我就改种水果，这是从斯密的传统过来的。但在公司里边，一个工厂里，那些员工是受老板或经理指导去生产的，他没有价格为准则的，老板和经理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做奴隶呢？科斯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他说得不清楚。他说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市价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所以公司代替了市场。公司代替市场就是在那一个出现的概念。
我们再重新分析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员工，劳动力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去卖花生，也可以去开个小生意，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去打工，去接受你的指挥，甘愿做奴隶，我可以不做，但我心甘情愿去做。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了，他心甘情愿去做，你说你不让他做，他也不接受。那他心甘情愿去做，第一个明显答案就是他替人打工收入要比卖花生高。科斯说没有价格的存在，与其到市场上做工，不如找个老板（打工）。
这个问题，我回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上班两个多星期，有个同事想申请做高级讲师，我是他的上司，要参加他的升级评定，在坐的还有其他教授和同事，而这个同事我不太熟悉，因为我只来了两个星期。
我就坐在那儿，他是做Input output分析的，Input是投入，Output是产出，也就是投入产出分析。因为我是系主任，是他的直接上司，不可以不问他一个问题，于是我就问：你在街边小孩替你擦皮鞋的时候，擦得很好，你给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究竟是买他擦鞋的生产要素呢，还是买他擦鞋的服务？这一块钱是买他的劳力，还是买他把皮鞋擦亮的光泽？
他怎么都回答不出来，等他离开以后，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怎么这个博士读了这么多年，这么蠢呀。我说他并不蠢，你去哈佛大学问那些教授，没有一个知道答案的。
正确的答案是，这一块钱，既是用来买擦皮鞋的鞋油，也是买小孩的劳力，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要有分别的话，是要有一个人来雇佣这个擦鞋的小孩，给他付时间工资，让他擦鞋，他擦了以后，公司再收你一块钱，这就有两个市场存在了。一方面，我给你五块钱一小时，另一方面，我收擦鞋的人一块钱，这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但这两个市场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在香港50年代中期，那些人在家里穿珠仔，一件件算，有人把小玻璃珠，线和图案交给他们，他们就去穿，逐件算，一件件看过满意后就付钱。那这些做好的珠子再交给英国的商人。
这不是以时间算工资，而是以产品逐件计。这个代理人或者经理人，或者叫监管人，他始终是个中间人，今天我给你珠子穿，一件件买回来，一件件算钱，然后又要销出去，作为中间商是有风险的。
什么是劳力市场，什么不是劳力市场？科斯说公司的形成是代替了市场，这也是对的，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如果以时间工资算，然后再逐件卖出，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工资只是一个产出的代替，它本身不代表价值。
你请人做事，按小时来计算，如果他偷懒就做不出很多东西来，假如是逐件算，他就会做多些给你。如果以时间算，就要监管到时间，偷懒是常事，那为什么不逐件算呢？（因为）逐件算有时是算不到件数的，你去看看成衣工厂。全部都是逐件算，领子，袖子，扣子都是逐件算，然后把它们凑在一起。
有些有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设计，你说逐件算的话，那怎么算呢，有些垃圾设计。所以有些逐件算的工作代价太高，市场就开始发挥作用。任何市场都是有时间工资的，也有监工，监工的人会核算一小时能生产多少件，然后按时间付钱。在工厂接单的时候，我这里有个订单，一共多少件，你做不做，你做的话就自己去分发。假如你是件工的，不需要找人监管，但太琐碎的工作，就要按时间来算。因为怎么算件工呢？比如说泡杯咖啡，打一封信，或者接个电话，如果逐件订价的话，还不如用时间来算。但以时间来算的话，做得散漫是常见的。你如果按件数算，他又会变快，但可能质量就粗制滥造。
也就是说你把付钱的方式改变，他（做事）的变化就不一样，而监管的方法也很多。
你现在回到公司的情况，什么叫做“公司替代市场”？没有替代市场，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以时间合约替代件工合约，或者是件工合约替代了市场中间人的合约，全部都是可以代替的，为什么会有替代呢，就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最近我对新劳动法批评很厉害，就是因为新法限制了合约的选择，假如不改的话，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哪有这样的法律设计，完全都没有经过大脑的。就象是美国，美国早就说件工不合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最低工资够高，工人一看按件工做还赶不上最低工资收入，那就说件工不合法。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最低工资够高的话，件工也会变成不合法的。
来看中国的情况，在90年代后期，通缩得很厉害，但失业率很低，为什么很低呢？因为合约选择自由。美国30年代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不是课本上所指的货币政策失误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那时最低工资很高，然后福利制度很多，件工又是非法的，结果搞得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最高达到30%。
假如90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些制度存在，那么至少有15%到20%的失业率，但是当年只有4%，就是因为合约选择够多。不适应市场的（工资）合约，它会自动调低的。老板接个订单回来，我要做这种玩具，做多少件，把模板做出来，对工人说，公司就是要赚这么多，我的厂房、折旧等成本至少要多少，其他的你们怎么算就怎么算。那些工人不是不讲道理的，他知道你赚的就是这么多，自己的工资应该是多高。
所以这方面带出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产品？什么叫做一件产品？有些你以件工来算，一个产品里要分几十个部份，三四十件，缝一件衣服要几十个步骤。如果以时工计算，可能做好一件衬衫就是一件产品。那么对一件产品，你首先要知道公司的形成，定价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你才知道产品市场。
所以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很有名的，很多人都奉信的。但是我说，在瓦尔拉斯的理论里，产品的种类有N种那么多的话，那相对价格就是N-1，你们都知道这个理论。但是瓦尔拉斯又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的话，你怎么可能知道N是什么东西呢？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一开头就错，结果全盘皆错。书上的方程式再怎么好看都没有用。
你不知道交易费用，就决定不了N，决定不了N怎么推出后边的东西来呢？所以这是一个笑话。在课本里就有很多这种笑话。
课本里说的公司里论，就是所谓的产出理论形成的成本曲线，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现在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课本里说有一个产品市场，有一个生产要素市场，任何书都是这么说的。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搞不清楚怎么分别它们，老师们都以为我发神经。等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我更分不出来，假如你看过我那篇《公司的合约本质》，（就知道）怎么分哪？在件工上边的问题，我就是不用工资制来看，我说的那个擦鞋的例子，我重复说那个擦鞋的例子。
我做老板，给他（擦鞋小孩）五块钱，然后擦鞋的我每人收一块钱。这里并没有两种市场，而是同一个市场，只是两种合约而已。
所以我看科斯讲产品市场被公司替代，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以为科斯这个说法是没用的，其实是有用的。我到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答案的呢？是在1975年，我正好在那儿擦鞋。我坐在一只木箱上，跟小孩讲好价，两块钱擦一对鞋，这个小孩就开始擦我的右脚，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个小孩来擦我的左脚，我说怎么给钱呀？那小孩说，一人给一块，那没问题。
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小孩互不相识，合作得又这么默契，我当时就意识到，这就是科斯所说的产品市场。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交易费用够低。如果我不是穿一双鞋，而是穿一只鞋，一只靴子，这个市场就不能成立。可能那样中间人一想，还是付时间工资算了。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现实。我当时就意识到，这（种合作）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而其他的任何合约都叫做公司。
但科斯跟我又有不同的地方，我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做蜜蜂的研究，我说现在一个果园的主人请养蜂的人在授粉，那到底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呢？他不能解释。现在他同意我的看法，公司是分不开的，你们说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在债务方面当然可以分开，但是在产出方面怎么分呢？
我是问过果园的主人，也问过养蜂人，如果你把蜜蜂一箱箱租给我，租两个星期，你收租金。很多人认为这是两间公司。但如果我请你来，付你工资，很多人就认为是一间公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合约变一变就能改变公司的数量？假如我是跟你分帐，那又怎么算呢？
这种公司是没有办法分得开的，就象商场里边，每一个商场里边都有几十家公司，所有的收据都用一家商场的名字，那是不容易分的。
在中国的情况更不容易分，现在工业是物以类聚，供应都一起发生。我接个订单来做，然后打个电话分给另一家工厂做，这是很便捷的事。比如说一家鞋厂经营出问题的时候，一连串的支持工厂都会出问题的。那怎么算，你怎么计算一个公司的边界到哪儿中止？是界定不到的。
所以公司的问题，就是合约性质改变不同。可能用时间来计，可能是分账，可能是分红，总有各种办法，可能是承包，种种办法。
有兴趣而重要的问题，就是合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安排。这才是重要的。
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不同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怎样，这是很重要而有趣的经济话题。至于公司是不是能够分开，并不重要。不同市场其实并不是市场不同，只是合约安排不同。
这么多年的经验，是有选择的问题。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而不同的交易费用，才会导致不同的合约选择。
以时间工资，或者不是以件来计的（合约），科斯认为不是市场，其实还是市场，只是换了一种合约。这种合约的选择，就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北京的朋友们搞新劳动法，完全不理解，你要“劫富济贫”，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不要阻止合约的选择。你要找些人开刀，首先要让他们有钱再开刀，不要那么蠢。经济不发展怎么开刀呢？这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课本都搞不清楚，说这边是产品市场，那边是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同一个市场。
其他问题我想讲一讲，公司的理论讲几个小时都没问题，这里只是大概讲讲。下边我要讲我即将发表的文章。它是从公司理论开始，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从本质上就是公司理论的一个变化，是科斯叫我写的。他对这篇文章很紧张，昨天才寄信给我，说要等我这篇文章出来再谈。
中国的制度是很神奇的。在新劳动法出台之前，中国的制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制度，我认为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如果不是这么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这么快，发神经一样的快。你看看北京、上海、西安、洛阳、郑州，你们问问父母以前是怎么样的，真的好象发了神经一样。29年了，直线上升。很多人批评，说中国贪污，权力斗争，几十样。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对他们有批评，我说你们不要告诉我中国做错了什么，我自己就能写本书出来，哪需要你们来告诉我。
你们要做的题目，不是说中国做错了哪些事，（这些事）满街人都知道。你要问的，是中国做对了什么？
这个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那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满街都是不对的，你不用告诉我，我跟踪中国发展几十年，我的头脑是清楚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贪污了所以才发展这么快？还是因为没有法制所以发展这么快？你不能说他是乱来一气就能做得这么好。就好象说一个傻子去跳高，他什么都不会跳的，所有专家都说他不会跳，姿势又难看，跳法又不对，没有一样是做对的，但是他一下跳了八尺高，世界纪录，那你就要问，他什么地方做对了？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要问的。
所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我解释的中国问题，不是说有贪污这些东西，有贪污的现象，难道我不知道吗？但是我身为经济学家，个人归个人的事，科学归科学的事，我就是要问做对了什么地方。
美国有一帮笨蛋，说中国是因为贪污才变好的，那这么多国家贪污又没见经济发展好的？印度贪污那么厉害。你再看朱容基90年代开始大手削减贪污，正值经济高涨，那你的贪污理论从哪儿来的？
中国创造奇迹真正的问题所在，还有半个小时讲这个问题，我为这个问题搞了三四年，终于找到答案了。让我休息两分钟，后边的内容你们要仔细听，要然不你们听不明白的，那是“中国的秘密”！
我原来的这篇文章，就是叫《中国的“达芬奇密码”》，科斯说这个题目不好，那我现在就改成《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的老师阿尔钦，他一直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竞争，这种竞争一定是在一定制度下的竞争，等于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产权制度。
而今天我再发展一句，也就是比他多走了一大步。我的见解，就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在大家竞争，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竞争）行为是一定要受到约束的。
如果行为不受约束的话，就会有租值消散的问题。约束行为的，与其说是产权制度，不如说是合约制度，任何合约都是约束行为的。
大致来说，私有产权（制度下），说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大家互相遵重，这是约束；第二种，就是论资排辈，在旧中国有行政级别，卫技多少级，你们都不知道的，行政多少级，很多级别的，那也是一种约束竞争的机制。
中国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改革，它的关键就在于要从过去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变到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也就是现在的制度。
现在大致是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以前人人都是无产阶级，既然都是无产阶级，那就资产平等，但资产平等了，人的权利还是不平等，那怎么区别？所以当时是以等级特权来排列权利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是要从等级特权排列，转到资产权利排列。比如说一幢房子，你投资在里边，那（处置）房子的权利就是你的，这是约束机制，也是竞争行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种按等级排列制度下的房子的话，（低等级的人）几乎是没有权利的，怎么转过去呢？
很多细节，现在我先不说，大致上是经过承包合约转过去的。我当年曾经建议，在1985年的时候，我建议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可以是国家的，使用权交给个人，而这种承包合约，就是将使用权交给个人。
我有能力，你将公司的使用权交给我，承包给我，就是承包责任制。这个承包责任制是从公司转变出来的，所谓的大包干。我在香港大学的时候，有个同事叫蔡进华（音），在做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分析得很细致的，从人民公社开始搜集资料，一直搜集到1998年，承包合约转变是怎么转变的。
我当时要他把资料给我看看，他很阔气的，把所有资料全部给我，我一个星期之内写篇论文，叫做《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直跟下来。所以我对承包责任制是很清楚的，从人民公社一直跟下来，层层转下去。
农业开始出现（承包合约），而工业有了进步。我是1985年开始研究工业问题，那时深圳派了三个人给我。所以我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你说中国有什么秘密，我不相信，起码对我没有秘密，我要所有的承包资料，要什么给我什么，那是在1985年。
但我那时做不出来，因为转变得太快。其中在工业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会贬值，它不象农业那么简单，工业资产会贬值。政府跟承包工厂方面，经常吵架，怎么样再投资，怎么样承包，都是一步一步走，那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到了1986年的时候，北京首钢请我去研究他们的承包合约，我也算满伟大的，就住在工厂宿舍里边，厕所和洗手间全是黑的，我是卧薪尝胆，在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发言，就叫他们两权分离。我说不要管其他的，就两权分离吧。
讲了以后，到2002年，十六年后我去中央党校演讲，当时的商学院院长来接机，他说你当年（在首钢）做报告的时候，我也在下边听，你讲完之后，就有领导上来讲，说你们根本不要相信张五常说的东西。
那位院长说，十六年前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十六年后中国会有今天的发展。那些老一辈的，对中国改革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工业的承包基本上是失败的，到了后来，到90年代后期，那些亏钱的工业（企业），基本都卖给民营了，然后因为地价上升有了钱，就有钱付给工人。其他那些赚钱的工业，政府说我要保护的，但是从1983年开始，83、84年左右，工业上就出现了层层承包的现象。也就是香港所说的“判上判”。你接了单不做，交给另外一个人，他又把它分包出去，可以派很多层。
神奇的开手是在80年代后期，北京将工业上的层层承包合约，层层责任制，在工业上用是失败的；农业用成功了，但农业没有层层承包。
（北京将这种承包制度）用到地区制度上去了，就变成地区的层层承包合约。那么这种合约一共有多少层呢？第一层是整个国家，北京话事；第二层是省；第三层是市；第四层是县；第五层是镇；第六层是村；第七层是户。总共七层，层层承包制就搬到地区去使用。
（这种制度）你到地区去问是问不到的，如果他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的话，那是糊弄你。因为我中国有很多朋友，我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
如果你看那些政府文件，你是不会知道这是从以前的层层承包制变出来的。（这种承包制度）上下相连，一层层承包；左右不连，所以左右就产生了竞争的情况。哪一个层面是竞争得最厉害的呢？县与县之间。
中国经济的权力，最高权力在北京。但发展最快的、最具经济实权的，不是北京，也不是省、市、镇、村、户，就是在县里。中国大概有2800多个县，都处于不同水平。
为什么县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因为土地使用的决定权是在县里，土地怎么使用是由县来话事的。既不是省、市，也不是北京话事的。北京只是偶尔给些指导，颁布一些法令管制。
在我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到，北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他们做对了，却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搞的其实是一种企业制度。
他们搞的地区承包制度，是由县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那在政治层面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制度呢？80年代开始推广的承包制度，不是指农业，实际上是指地区承包下去。全国有334个市，2860个县，这些县大部份叫县，有的不叫县，但也是县的性质。谁有土地使用的决定权，经济决定权就在谁的手里。
这些县跟市之间是联系起来的，但县跟县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于是就形成了地区竞争，大家都去抢生意。我是1997年去参观昆山的时候，就感到竞争的激烈了。我是怎么感受到竞争的激烈呢？你们不知道中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激烈是很少见的，苏州抢到一个大客户，福州马上就派美女去了。你们看过有的县举行选美比赛，选出来的美女就负责去招商和公关，还被全国骂，其实他是很委屈的。
有的县30万人的规模，有600到800个人在外边招商拉投资，他给你一块地，让你到他那儿去开工厂，去投资。都是很清楚的，做生意要牌照，他派人帮你去办，你不喜欢市区肮脏，他帮你建个池塘在那里。他们都拼命去找生意，权利界定清楚，他们就去竞争。
这种竞争的利益是什么呢？他们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但是增值税不是资产增值，而是生产成本增值，大概全国都是17%。
工厂产出的17%是增值税，而县收了这17%以后，要上缴75%，自己收25%。县在增值税上有4.5%的收入，这是县的。
而在土地收入上，这就不是固定的了，在一些地方卖土地给工厂后，县里占（卖地收入）的75%，而在拉投资客的时候，又会再分。长沙的客多，我这里客少，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假如增值税多的时候，你看很多坐飞机招商的客户消费，很坦白的。而如果环境不够好的，北京就会多帮一点。县里会派很多人四处去招商，发展竞争很激烈的。
县在这种招商开发的过程中，先要从农民那里把地征上来，然后招商开发工业，然后就抽税。这种开发的成本不低的，有很多地方很难做，因为他收地的补偿相当高。我算过大概补偿费用，是农地所值的三至五倍，所以农民也愿意跟政府达成协议。但是政府中的人有些在其中抽钱（贪污）是有的，还有的欠钱不发的。
县里把土地收回来，他要把土地改进，要水、电、气、电话、马路、街灯等等，政府的成本大概每亩要投入6万元，这算是便宜的。现在国内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厂区里铺的水泥比美国的工业园区的水泥（品质）还要高。街灯、绿化也比美国要高。而其中高级的，象苏州工业园，那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县是要做生意的，他要算这笔账，如果他投资亏了钱，那什么都没得做，相当于白投资，所以他们一定要研究怎样发展工业。
其中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挠了我很长时间。他抽的是税，抽17%的增值税，那这究竟是算税还是算租呢？
我认为应该是算作租的。在中国古时候，跟欧洲古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抽这17%是租而不是税，它主要就是不管你工厂赚不赚钱都要给我17%，只要你开工就得给我，这其实是租金的概念。
所以实际情形是，你生产投资的钱就相当于地价，然后你生产租金要付，但这个定义困挠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如果这17%是生产租金，那不就相当于分成，那（整个制度）不就相当于佃农制度？
佃农理论我是专家，写过很多理论，但是我知道，有效率的佃农制度，它的分成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块土地，不同地点的分成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做佃农理论时，就知道他们是允许分成不同的。因为不同土地的收入效果不同，分成也不会一样。
但这个问题，中国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17%，没有改变，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这是租而不是税的话，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如果不能改变（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个月，突然间我想到昔日研究台湾佃农经济时一个注脚曾经说过，如果是租值不变，那效率就低很多，但是如果地主可以自由提供资金，也能产生有效率的效果。我想到这个注脚，马上把它翻出来，我也曾经分析个这个注脚，指出过它的分析有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就找县里边的朋友，问他们对来投资的工厂会给什么好处，当时的回答是很明显的，地价本来是3万元一亩，可以跌到零，甚至是负值，每个地方不一样。他说如果你的投资大，发展有前途，我不但不收地价，还可以把收了的增值税退回给你。
那你的地价如果跌到负值的话，虽然增值税17%还是全国不变，而各个地区给的回扣都不一样（相当于可变分成），我突然之间就看清楚了整个中国租值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超市，在中国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全世界差不多都是如此，是一个老板，把摊位租出去，每个人的租金都不一样，有的便宜，有的很贵。生意好的就收得便宜些，有的甚至商场还替你装修，收了租金以后，商场老板再加一个百分比（的分成）上去，有这种情况。
固定租金加一个分成收入，这种购物商场的形式，跟县的形式就差不多。中国2860个县，就等于有2860个这种商场。都是卖同样的东西，竞争是很多的，县是要交钱给上边，交钱给市，市交给省，省交给中央，于是这种竞争压力就比商场跟商场之间的竞争更大。因为上边收了75%的部份，如果下边不竞争的话，他们怎么收得到钱？所以下边的竞争越激烈，上边的收入越多，所以上边不仅是允许竞争，而且要强逼你竞争，监管你要竞争。
所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是有点难以置信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是全民所有，但把使用权下放，使用权给你之后，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的，使用权给你，但你要达到我的要求。
你卖一幅地，就要做到让地价上升，你拿了地的使用权，就要用好这块地。在90年代后期，物价跌得很厉害，地价也跌得很厉害，很多人投资就是买了块地，什么也不做，以为可以得益，其实都是没用的。
从2000年开始通胀上升，地价也上升，那些县就纷纷收回那些地，很多投资者叫救命。到2003年开始，竞争白热化，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快得不得了，大家都要斗快，因为它有竞争。
这种承包跟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外面的世界，只要做生意，就要界定产权，这个产权是你的，做不做都是你的了。你成立一个公司，再签合约也是如此。中国不是这样的，你签了承包合约后，我给一块地你，你做这些工业，如果你不做或者做不好，他就再请人，再签合约，中国就是这一招。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你要做什么，你如果不做，我地就不给你，整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上下相连，左右不连，经济就搞起来了，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原因。
这种发展模式让我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私有产权无疑是有利于发展，但有了私有产权，有了钱，有了地，你的合约安排怎样，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