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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的选择 第四讲
张五常
（经济学的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带8的年头），1848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二是密尔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密尔在历史上公认是最聪明的，但那时我还没生出来。
他在书里提到一个例子，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就是灯塔的例子。
第一个问题，灯塔是私人出资造的，帮助海上船只不会触礁。但是怎么收费呢？密尔的结论是，灯塔不应该由私人投资建造，因为它对社会有贡献，协助航海，而又收不到钱，所以应该由政府来建造；
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来萨缪尔森讲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既然灯塔存在，服务多一条船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收费应该是零，因为边际成本是零。那就多了一个问题，灯塔有收费的困难。但萨缪尔森说，即使能够收费也不应该收，因为灯塔服务的边际成本是零。
后来吵到今天，我们来说他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部份，对社会的贡献，社会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有分歧的。我收不到钱，你们受益，就变成了以后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的分歧，是个大话题。
到了1920年，剑桥经济学家庇古，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福利经济学》，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最简明的，我认为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这个例子。他说两条路都是从城市A到城市B，一条路很好，但很窄；另一条路很宽，但是没有铺好，很难走。
两条路让人选，人人都会选好路，但那条路（因此而）塞车，走不动。走不动的时候政府要立法让别人走另外一条路，效果怎样呢？首先走坏路的人没有损失，因为好路塞得走不通了，比如原来好路半小时走到，坏路1小时走到，现在好路塞车，走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那人们就选择走坏路了。
政府说，那就抽税吧，对走好路的车抽税，使其中一部份改走坏路。因为用好路的人赚了，没那么塞车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赚了钱。而走坏路的人也没亏，因为在好路塞车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他们也没有损失。
庇古于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歧，这个例子证明应该由政府来抽税。这是1921年的事，到了1924年，四年之后，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写了篇很重要的文章，那是非常重要的。
但奈特这篇文章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他的思想正确，但是文字难明，结果很少人理解。奈特说这两个例子里，庇古是对的，完全对的。但这并不表示市场的做法行不通，因此需要政府干预。而是因为这两条路是没有业主，因此也没有人收钱。
如果好路有业主，他就会收钱，收的钱也相当于政府抽税，使有些人因此改走坏路。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有分离，只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而带来的问题。
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科斯定律”，但是奈特的分析不够清楚，我看了好几次才明白，所以就变得（没人知道了）。说起来奈特不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五个学生都拿了诺贝尔奖，他自己怎么拿不到呢？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应该拿诺贝尔奖，他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牵涉到很广泛的问题，但是很难读。我在1967、68年的时候见过他本人几次，亲自感谢他的文章。但是他在诺贝尔奖颁发5年后就去世了，所以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奈特写了这篇文章批评庇古的例子，但是庇古没有回应，只是在他的《福利经济学》再版的时候，从书里删掉了这个例子。如果他当年回应，双方争辩起来的话，经济学的发展会好很好。但是他（庇古）逃避现实，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也因此一直推延下去。
在庇古的书里边，还有其他例子，只是没有两条路的这样含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工厂污染的例子，一家工厂烟夕排出的煤烟污染了邻居，这家工厂不理邻居的损失，只考虑自己生产的成本。那么在当时的看法，因为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这个例子虽然在书里只有一句话，却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当年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如种田，铁路经过的稻田，因为火车煤烟对两边农作物有损害，也是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分离，因为火车的成本并不止运营成本，还要加上对农田的损害。
1969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和斯蒂格勒去日本玩，在火车上看到两旁的农田，就问列车员火车两旁的农地卖得是不是便宜一些？因为受到火车损害。
但列车员回答说不是的，他说在火车两边的农地值钱一些，因为火车吓走了田里的飞鸟，因此农田更贵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笑话，是斯蒂格勒亲口告诉我的，
后来到科斯退休的时候，斯蒂格勒去致辞，他讲笑话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上去正要讲时，突然大叫一声张五常，原来他看到我，然后走到我的坐位边上问我，几年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火车例子是什么例子？因为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跟他说飞鸟飞鸟，他一下想起来，回去继续演讲，说感谢张五常提醒我这个故事。
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盛行，你们现在去翻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报，几乎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理论的一大流派，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话题。也就是外部效应的话题，英文叫externality，就是讲一家公司怎么可以增加外部利益，减少外部损害的投资。所谓外部，就是收不到钱，或者不需要赔偿的那些。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在1952、53年左右，讲蜜蜂在果园里采蜜，而养蜂的人是不需要付钱给果园主人的，这就是外部效应的问题。而蜜蜂去采花蜜的时候，也传播了花粉，对果园是有利的，而果园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又是一个外部效应的问题。
很出名的例子，我在1973年发表《蜜蜂的神话》，有的人译作《蜜蜂的寓言》，那篇文章里就说，都是收钱的。你的蜜蜂去果园采蜜要收钱，而蜜蜂帮助传播花粉，人家也要给你钱。所以市场存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没有发现。
所以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个外部效应的问题，所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争论得很厉害，是个大话题。
科斯对这些争论并不熟悉，因为他没读过这些文章。他是1911年出生，18、9岁大学毕业，毕业得太早，要等时间，拿了奖学金就到芝加哥大学偷听奈特的课，听了两三堂课，他觉得奈特讲得不对，就写了篇文章，《公司的本质》。1930、31年写的，后来到1937年才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我1966年的文章（《佃农理论》）里，说我的思想是从科斯第一篇文章来的，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又比较出名了。
关于公司的问题，我在下一堂课会讲。科斯后来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早年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利问题，我认为他在那方面做得很好。他是研究传播的专利，比如邮政局送信的专利，还有英国广播电台（BBC）的专利，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都很好。
科斯这个人很怪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但对于他知道的东西，他就知道得很多。研究得很深入，调查很仔细。慢腾腾的英国绅士。他想去美国做工，在50年代不行，想在美国工作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于是他拿了几篇文章去申请名誉博士学位，他有些文章已经很有名了，当然没有问题。
他先在美国的水牛城大学当助教，后来转到维吉尼亚大学。1958年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太太的哥哥，也就是他的大舅子戴维德，他有个学士头衔，是哲学的，没有念过经济学。但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院里教经济，他不写文章，但是教书，一辈子可能就写过两三张纸。但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元老，人人都知道他厉害，但他却没有发表文章。校长也知道他厉害，就跟他说，你没事做不如搞个学报吧，他不好意思推辞就做了学报编辑。
那个学报叫《法律经济学报》，一年出一本，很薄，只印4、500本，由他做编辑。他也无所谓，因为戴维德深信，大学学报如果没有饱学之士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他无关痛痒，有好文章就登，没有好的就不登。但是他1958年第一期学报出版的时候，篇篇都好，一条方程式都没有，篇篇都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是1962年注意到这个学报，几乎是要抢购。那时候一块钱一本，一直抢到几十块钱一本。
当时科斯在维吉尼亚教书，看到了这份学报，惊为天才之作，就在1958年寄了一篇文章给戴维德，戴维德一看，也惊为天文，但给他芝加哥的同事看，个个都说错，要作者修改。
但科斯死也不肯改，戴维德说不改不行，但科斯还是死都不改。结果戴维德就说发表可以，但你要来芝加哥大学做一次报告，解释这篇文章。科斯说演讲就算了，你可以找几个行内的朋友，大家一起谈谈。
这就是后来在1960年，经济学历史上最震憾人心的辩论。科斯1959年发表这篇文章，人人都说错，但戴维德就把文章排在学报的第一位。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过去10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在1960年那一年，人人都说它是错的。
有的时候人是有运气的，因为科斯是做专利研究，他是研究传播专利的。所以他到美国继续研究这个传播专利，而传播在英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在美国则不受政府管制。所以他就追溯历史，美国传播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管制机构，它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科斯就去追查传播委员会的权力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当年波士顿附近的渔船出海，每只渔船都用无线电跟岸上联系。但是海上有很多船，音波频率是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干扰，有时小孩乱发天气预告（所以才出现了委员会管制）。
科斯就说，为什么要管制频率呢，你把音波频率拿来买卖多好？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谁要买谁要租，产权属于谁清楚（就不用管制）。而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楚。
接着他又举了个例子，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在地里种玉米，你把汽车停在地里，当然损害了我。如果这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种玉米，你可以停车，但要给我钱。
但科斯反过来又问，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权不让你停车，那就损害了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有在这块地上的停车权，你有权停车，那我就要付给你钱，请你不要在这里停车。科斯就说，权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界定清楚。
如果你没有停车权（而又想停车），那你可以给我钱；而如果你有停车权（我又不想让你停），那我就给你钱让你不要停。他在文章里就说到这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科斯定律。
这句话没有人注意到，直到我后来写英文论文时指出来。但是这么浅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不同意，他说我开家工厂污染邻居，不是我要补偿邻居，而是邻居要补偿给我（让我不要排污）。你把车停在我的地里，不用给我钱，我反而要付钱给你，这一点他们怎样都不同意。
但是停车的例子，科斯知道联邦传播委员会那个音频的互相干扰的代价，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就可以通过市场成交。他认为这跟玉米地的例子没什么不同，不一定是停车的要补偿种地的，有可能是种地的要补偿停车的。
科斯是很幸运的，你说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在种地与停车例子里，停车的是坏人，种玉米的人无辜。所以不管怎样都无法理解无辜者为什么要补偿坏人。
而在科斯的例子里是没有好人坏人的，我干扰你，你也干扰我，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就无需做任何价值判断。然后再把这个例子延伸到停车和工厂污染的例子里，顺理成章。
后来在1960年的春天，这是最有名的了，科斯到了芝加哥，在弗里德曼家吃晚饭。戴维德请了当时最厉害的经济学家到家里跟科斯辩论。连科斯在内总共11个人。科斯先说，他说假如工厂污染环境，你们认为邻居应不应该向工厂索赔？大家都说应该，科斯说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就吵起来了。
吵了两个小时，在参加的十个人里，我问了八个人，那天晚上的辩论轰动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界。科斯说他死都不认错，辩了一段后弗里德曼站了起来，把每个人都批评了一顿，每个人都错了，只有科斯还站在那里。
我记得其中有人告诉我，当晚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但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庄逊当时在英国，他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芝加哥大学，说恭喜一位英国人再次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科斯的经济学观点相当于再次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所有的外部效应，所有的社会成本问题，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而这个发现）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重要，当时我写文章，1979年写的，向北京的朋友解释市场的运作的时候，你只要提到私有产权，北京当年不能接受“私”字的，（在中国文化里）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夹带私货，没有一样是好的。
但是当我拿出科斯的观点时，说（市场运作的前提是）权利界定要清楚，北京的朋友接受了。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私”字的。私营还叫民营。但是他们接受权利界定。
我带弗里德曼1988年的时候见赵总书记，他讲解给弗里德曼听，为什么权利界定那么重要，其实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我又是从科斯那里搬过来的。
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同。所以中国有今天。权利界定清楚，其实就是私有产权。当年我从阿尔钦那里学的，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讲不出来什么样才叫私有产权。
你可以说这所房子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但为什么我不能进来，讲来讲去讲不清楚。而科斯用音波的例子，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并不是那么蠢的，之前也研究过很多，把英国的产权法例看了无数，但就差那么一点，没得说了。
在听过那晚辩论的很多人说，因为弗里德曼驳倒了在场的所有人，因此以为科斯定律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但是我亲自问科斯，其实弗里德曼有多大贡献？他说，弗里德曼讲得那么清楚，他一讲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对了。
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自己那时候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就对科斯说，你1960年春天才参加辩论，但你在1959年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写明了，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你自己早就写明了。
所以科斯就很感激我，到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瑞典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我还花了8000块钱做了套礼服，很贵的。我对瑞典当局说得很清楚，我说我花了8000块买礼服，我可不打算只穿一次的。
科斯在读他的演讲辞的时候，弗里德曼当时就坐我旁边，他把我当成小弟弟。后来典礼官来说，科斯要进来了，你去迎接一下他吧。那时会场里灯都不亮的，很厉害的。我们就去迎接科斯，大家当然都很开心，弗里德曼走出来说，你们快回去坐，有人要坐你的位置，因为很多人喜欢坐在他的旁边。
那我就回到位置去坐，科斯慢慢走上讲台，我指着他问弗里德曼，说Jewson，你真心的说一句，这个人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奖？他说他呀，好多年前就应该拿了。
所以在这些经历之中，我知道科斯定律是科斯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但是我认为有点遗憾的，我没有跟科斯说这件事，我个人觉得他1960年的那篇文章，应该提到奈特，提到1924年两条公路的问题。在那个例子里，奈特说得很清楚，如果有私产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管制）问题，自然会有人收钱。
当然科斯的解释清楚很多，但是私有产权的功能，在奈特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点应该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会提一下，但科斯没有提，在1959年的文章里没有提，1960年的文章里也没有提，我觉得这是有些瑕疵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社会成本问题上来，在1960年科斯参加辩论后回到弗吉尼亚大学，回去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在英文推荐读物里看到。我建议你们把英文原文好好读一遍。
很多人讲科斯定律都引用这篇文章，但他们只不过是引前边的五页，所以大家都以为科斯定律就是文章前边的五、六页。但真功夫其实在后边，因为他作为英国绅士，真的是博学多才。看了很多的企业，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担心赶不上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所以就一节节的寄去，写一节寄一节。所以看起来好象很多篇文章接起来，没有一气呵成的感受。
科斯后来才知道，他说他以为戴维德在等他的文章，所以一节节的寄去。但对于戴维德来说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戴维德后来说，如果科斯的文章十年才能写完，学报就等十年再出。因为当时是有稿费的，现在没有稿费了。我问戴维德你给科斯多少稿费？他说因为公司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我就把全部的钱都给他了。
60年的那篇文章，你们看到前边六、七页后，就有一句话，科斯定律就在里边了。他就开始分析原因，博大湛深，我当年花了三年时间读它，三年时间，翻得纸都没了。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受他影响，结果文章一发表，有人看了就说哎呀，如果没有科斯的理论你哪能想到这里呀。我说是的，你是对的，因为我受他影响太深了而不觉得。
当年第一次见科斯的时候，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说我是张五常，他嗯了一声，我说我花了三年时间看你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觉得文章是讲什么的？我说文章里主要讲的就是合约的局限条件，他马上跳了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这篇文章是要看的，当然不是说里边没有错。你们要学好英文，里边没有数学，没有经济理论，需求曲线也没有一条，就是讲。我当年看了三年，应该读的读物，读一百次也不算多。不应该读的东西，看一眼都算多了，读书就是这样子。
科斯在这篇文章里，提到养牛和种麦的例子。说一根栏杠，一边养牛一边种麦，如果不看好牛就会来吃麦子，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如果麦地是由种地的人所有，那牛过来吃麦子，牛的利益增加够多的话，那吃就吃了，牛主给钱（种麦子的）补偿就好了，一直吃到牛的增值与麦子的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为止；
只要这些土地是由私人拥有的，那么栏杠就会移到牛吃麦子的边际利益，等于麦子的边际成本的线上，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块麦地是麦主所有，牛来吃牛主要补偿，直至增值与损害边际相等；但如果牛是有权过来吃的，那麦主就要给钱养牛的，让牛不过来吃，也要给到麦子的边际损害跟牛的增值收益相等为止。
这个答案是很神奇的，科斯说不管吃麦子的权利属于谁，只要界定清楚，栏杠就一定会移到那个位置。所以说不管产权属于谁，只要权利界定清楚，资源的使用（效率）都会是一样的。这是科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也叫做“不变定律”。
科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之前已经说了，就是权力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第二定律），因为不管权利属于谁，达到的效果都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不变定律，就会有很多傻瓜去争论（资源利用的效率）。
当然，随着财富的变化，这些栏杠也会移动一点点，因为钱多的人来说，钱就不值钱了。因此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说科斯定律是错的。实际上科斯在写文章时，就已经假设了财富分配不同，不会再带来其他的效应。这是很简单，不言自明的假设，是很常用的。这种吹毛求疵的无聊事也是很多的。
但科斯定律是错的，他知道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错的。
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思维，但是错的。我知道它是错的也知道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写出来。1981年我写“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篇文章时，我在里边就暗示科斯是错的。
错并不重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错的，后来到我当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才写出来，1997年我写了“交易的范畴”，就说明了科斯是错的。他没有回答我这点，他知道自己错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遵敬，你对我的影响这么大，错了对我影响还是那么大，那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说我有七八篇文章是可以传世三十年以上的，假如是可以交换的话，拿我这么多篇来交换科斯一篇我都愿意。用我这么多篇对的传世之作，换他一篇错的，我也愿意。
你要明白它是错在什么地方，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在科斯1937年发表的文章，叫作“公司的本质”，或者公司的性质，它的要点我们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它的要点就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这在经济学上不是科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过去的经济学）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是他又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假设，就会造成困挠。那些方程式都乱了，你问他们方程式的假设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但是有人知道，只是它的重要性没有人理会，科斯在1937年那篇文章里，就指出交易费用很重要。而在1960年的这篇文章里，他在开头六、七页纸举种麦子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很清楚的。
而到了后边，他举的很多案子里，每一件都是讲交易费用。所以如果你只看开头几页，就不知道科斯其实很重视交易费用的。
那什么是交易费用呢？这是一大问题。在高速公路上，你请个女孩去收费，这就是交易费用。因为有了收费站，车速就会慢一些，所以这是交易费用；但因为有人收钱，所以没有人可以白闯（造成塞车），所以这个女孩的作用不止是交易，她同时也在保护价格，维护公路主人的利益。所以在收费行为里，一方面有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有对价格的保护费用。
那交易费用怎么计算呢？你要想想，请个律师是不是交易费用？当然是啦。如果不骗人还需要律师干嘛。
那应该怎么区分？交易费用的增加在边际上看得到，比如在高速公路上收钱，他为了限制车进入，买把锁来把路锁上，（收费员）她的存在跟那个锁是一样的。给钱就开锁，不给就不开。怎么区分交易费用呢？根本没有区分。
所以我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也是斯蒂格勒同意的，是逼不得已。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以存在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
如果是鲁滨逊一人世界可以存在的，你可以想象到的那些，都不是交易费用。只有在他的世界里想象不到的费用，才是交易费用。在鲁滨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察的，某些度量费用是要的，但有些度量费用没有。
所以只要一离开鲁滨逊的一人世界，多一个人，就会有竞争，有产权，维护产权就是交易费用。就象香港这个城市，90%的收入都是银行、律师、警察等等，多少个行业，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
在经济学上，一个人做跟合作是分不开的，这是个问题。科斯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那就要先说明什么东西的交易费用是零。因为有交易费用存在不一定表示一定有交易，应该把它称为“社会费用”或者“制度费用”，没有社会就没有这些费用。一个人不是社会，要两个人才成为社会；一个人也没有制度的，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才有。
所以多个人就出现了制度这一块，交易费用不一定要成交的。计划经济下资源分配，没什么交易，但交易费用很大的，要搞关系、走后门，排队轮购等等，都是交易费用。
政权斗争也是交易费用，年轻人拿本红皮书在那里背也是交易费用，怎么不是呢？那时上街买东西，双方都要先念几句，念错就要去坐牢的，这都是交易费用。你们太年轻了，不记得这些事情。
那时在街边吃碗面，也要拿个红本子念几句，这些读物的印刷量，比《圣经》还多。报刊杂志100%在封面都是毛主席语录，这都是交易费用，鲁滨逊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这些问题科斯并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说只要权利设定清楚，市场自然会解决社会成本问题。我说市场做不到，因为如果没有交易费用，根本就不需要市场。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
我得到这个启示，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这个伟大启示。文革时的交易费用非常大，那时没有什么私产，计划供应的交易费用就很大，我（计划者）怎么知道每个人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去指导生产？就算是派工作，其中的交易费用也很大的。
那时候是没有市场的，你们可以有专业生产，可以有任何的自由安排，只要分开工作就可以了。（专业生产）是可以不需要市场的。
而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交易费用高，我生产了分点给你，你生产的产品分点给我，于是就出现了交换。从过去有饭一起吃，变成你会骗我我会骗你，就变成（都）有饭吃了。市场有交易费用，有很高的交易费用，象律师费等等，但是我只能说市场的交易费用要比中央计划分配的交易费用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国民收入的交易费用减少一点，经济就急升，我在1981年就清楚地说，只要减一点点，经济就会升得很快。
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升得很快，就是因为交易费用减少。再回到科斯定律，它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然后市场出现。但市场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才会出现，所以这个错误相当严重。
但从他的角度看世界是对的，他的角度相当好，所以对我的启发很大。今天就到这里，下边提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