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时俱进”的亚当.斯密
夏镇平为美国经济伦理学家帕特里夏.沃哈恩的《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i]写的“译者前言”提出“究竟有几个亚当.斯密”的问题。夏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有三个亚当.斯密:
第一个是劳动价值论的主要贡献者亚当.斯密。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早对劳动价值论作出系统阐述的,而且,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由于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枢纽和核心地位,斯密因此得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复兴差不多是同步的。在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干预主义的结果,宏观经济在70年代中期之后陷入滞涨。凯恩斯主义因此而衰落,新自由主义因此而复兴。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最早阐释者,斯密受到高度崇敬,获得最盛大的死后荣光。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国,也迫切需要一种推动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于是,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斯密顺势进入中国并占据了经济学的高地。
第三个是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安然等大企业由于诚信问题引致的破产引起人们对经济学的反思。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的伦理维度引起人们重视。缺乏伦理支撑的经济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无法保持稳定和协调的世界。作为《道德情操论》作者的道德哲学家斯密以新的面孔进入人们的视野。强调公平,强调道德约束的斯密与主张效率,主张“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斯密结合起来成为经济学新的主宰。
夏镇平的三个亚当.斯密适应时代变迁而递次登场,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亚当.斯密的学说和思想存在于其200多年前的著作中,人们为他塑造出不同的形象,不过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不同需要。
二,干预主义者亚当.斯密
迈克尔.佩罗曼自称是“一个堕落经济学家”[ii]。这位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盯着主流经济学,总在尝试以自己独特的发现给主流经济学以致命一击。在其《经济学的终结》一书中,佩罗曼提出,奠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主流经济学严重脱离事实和逻辑,不可能对现实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也不可能对人们的实际经济活动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指导。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经济学甚至已经成为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的威胁和束缚,因此,终结经济学成为构建新的思维方式和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前提。在其《市场的天生不稳定性》[iii]中,佩罗曼借用生物学有关理论,揭示了市场自发作用条件下竞争的自动加速导致经济不稳定性的必然性,并对主流经济学对不稳定现象的辩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iv]中,佩罗曼在阐释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时,试图为读者塑造一个全新的斯密形象。配罗曼认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显著的线索,体现在《国富论》等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在这里,斯密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一个有限国家论者,一个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一个对劳动者悲惨境地怀有同情的思想家。斯密思想的另外一条线索被称为“暗影”,体现在其日记、书信等私人文本中。在这里,斯密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极推动者,是国家干预的大力支持者,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和对劳动人民悲惨境地持冷血态度的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既是一个货币财富集中的过程,又是一个分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干预。没有圈地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圈地运动不可能顺利进行。而公地的存在,由于其能够为穷人提供简单生活资料,穷人就没有进入工厂接受奴役的压力。实现市场无声强制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是将劳动者从土地上赶出来。于是,出于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目的,斯密对圈地运动,对重商主义,对国家干预持有积极的态度。
佩罗曼试图说服读者,以往历史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慈祥的自由主义者的斯密形象并不真实,真实的斯密是一个劳动人民苦难的冷血旁观者。但是,佩罗曼的断言似乎有些轻率,事实上,他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有说服力的证据。
三,“幽灵”亚当.斯密
新古典以来,经济学借助于形式化在科学发展的阳光大道上阔步前行。经济学的成功使人们关注《国富论》而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关注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强调竞争而忽视了合作。形式化和科学化发展的结果使斯密经济学中固有的伦理和道德维度被阉割了,斯密的形象也被割裂了。新古典的误读使人们只看到主张自利,强调市场的斯密而看不到提倡道德约束,主张同情心是人们行为指导的斯密。
在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怀特的学术小说《拯救亚当.斯密》中,斯密无法忍受自马歇尔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100年内主流经济学对其思想的阉割回到人间来寻求对他自己的拯救。斯密无法忍受财富增长与道德衰落的冲突的泛滥,不愿意看到自由市场正在因为人们对公正和道德缺乏关注而面临危险。斯密既不愿意看到后人对自己的误解,更不愿意后代经济学家应用曲解了的经济学理论制定和实施危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斯密感到的自己的灵魂被撕裂,而这些撕裂他灵魂的人正是自称他的传人的经济学家。于是,斯密对经济学提出了深切的控诉——经济学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指导人们获取财富?——财富的目的又是什么?斯密强调,真正的幸福是内心的平静而不是物质享受。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是不值得的,缺乏道德基础的世界是不稳定也不可持续的。
斯密幽灵的回归意味着经济学对极端功利主义的控诉和对道德良知及人文关怀的呼唤,这种呼唤源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发展的需要。斯密幽灵的回归自然是虚构的,但时代对斯密精神回归的要求却是真实的。
四,作为一个人的亚当.斯密
斯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严谨、睿智、高瞻远瞩、智力非凡的智者。当然,在斯密的反对者眼里——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在20世纪杰出经济学家熊彼特那里我们却可以看到斯密的另外一个形象——斯密却是一个思想平庸,思维混乱的书呆子。
作为一个人,——一个儿子,一个教师,一个朋友,——斯密的形象同样复杂且远非清晰。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v]被认为资料最详尽,内容最权威的斯密传记。在雷的笔下,斯密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负责的教师,一个严谨的学者,一个忠于职守的官吏。他聪明、智慧、勤奋、洞察力非凡,他热情、虔诚、慈善、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在雷的笔下,斯密不仅是一个学术奇才,更是一个道德楷模。显然,雷对斯密的刻画用了太多的溢美之词。雷对斯密有着非同一般作传者对传主的深厚情感,雷还认同斯密的思想甚至人生态度——雷和斯密一样终生独身。由此,雷对斯密的描述在真实性上可能有所欠缺。
阅读《亚当.斯密通信集》[vi]可能是了解真实斯密的一个途径。通读该书,确实发现不少在雷的传记中没有涉及的重要信息,发现关于斯密个性的一些重要线索。比如,在雷的传记中,虽然提及斯密拒绝休谟临死时提出的要求代为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要求这一事件,但可能由于雷对斯密的深厚情感,雷不愿意将在这个事件中斯密对休谟的感情伤害加以深入全面的解释,而阅读《亚当.斯密通信集》则可以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斯密的冷漠和休谟蒙受的痛哭。另外,在雷的传记中,斯密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尤其是在金钱问题。但是,出于对斯密的情感,雷显然不愿意将其描写成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因此,斯密对于金钱或者财务过于严谨的态度没有得到深入描述。
读完《亚当.斯密通信集》后,以为自己了解了一个真实的斯密,以为自己对斯密的评价可以趋于客观和真实。事后回想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通信集充其量只是了解斯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充其量只能了解到斯密个性的某些侧面。更何况,当我读完该书而对斯密产生某些负面的印象时,情感天平实际上并不公平——由于对休谟的喜爱使我对斯密产生了失望,——这种情感可能使我易于接受某些信息而无意识忽略了某些信息。
五,“真实”的亚当.斯密
斯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真实的斯密?英国小说家、评论家、《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布坎承诺给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vii]。
凭借自己对《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稿》的全面阅读,布坎试图为人们塑造一个体系构建者的完整形象;凭借从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和《亚当.斯密通信集》的研究,布坎希望塑造一个完整清晰的生活的斯密形象。在布坎的笔下,作为体系构建者的思想家斯密,其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取得了内在和谐与协调;作为生活中的人的斯密,其个性也不再那么单一和乏味——布坎将斯密描述成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襟开阔、才华过人;另一方面少言寡语、盛气凌人、不求精准、名声不佳。
读罢《真实的亚当.斯密》,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作者的描述基本上是失败的。布坎对斯密学术成就的评价显得肤浅而幼稚,显示出作者缺乏基本的专业素质,缺乏初步的专业训练。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作者的阅读很有限,而且缺乏处理材料的能力,更缺乏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大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分析能力。即使对斯密生平的概述,作者也没能比雷多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相反,很多论断显得偏狭、浅薄而武断。于是,作者承诺介绍斯密完整思想的结果却撕裂和曲解了斯密。作者的“真实”承诺最终只是一个虚妄和自负的浮夸。
六,可否承诺历史的真实?
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被后人研究最多的人之一。众多的研究和描述能否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描述总意味着刻画对象某些特征的同时放弃对更多信息的把握。因此,即使近距离的观察也不可能实现“真实”。对历史研究来说,时间的流逝必然磨灭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用于描述对象的只能是可以获得的信息。时间越久,信息的不完备也就越严重,“真实性”也就越难保证。
历史总是阅读者眼中的历史。由于情感等因素的渗入,阅读者很难保持客观态度。“貌似开明的对过去的回顾,常常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现在业已存在的看法是正当的手段。”[viii]对历史的研究往往服务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和要求,研究者可以自主选择研究的对象,也可以自主决定分析的角度。于是,“真实性”追求不仅受到信息等技术因素的制约,还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志的束缚。
尽管无法实现真实,追求真实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但是,由于时代变迁、思想发展、情感渗透以及研究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承诺真实只能是一种自傲和虚妄。
可以相信有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但我们无法将其真实地描绘出来。
[i] 帕特里夏.沃哈恩:《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ii] 迈克尔.佩罗曼:《经济学的终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
[iii]迈克尔·佩罗曼:《市场的天生不稳定性——预期、收益递增和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iv]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v] 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vi]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亚当.斯密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vii] 詹姆斯.布坎:《真实的亚当.斯密》,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viii]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