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安排……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周恩来选集》下卷162、166页）这实在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是现在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此有必要指出，上引周恩来两段话，我所看到的相关文章，人们只引用第一段话，不引第二段话，第一段话也未引全，而是删去了前半句。这样的简单化处理是很不妥当的。因为第一段话是针对着“包下来”的旧时代知识分子讲的，其中着重是讲高级知识分子。后一段话才是包括了新社会培养的大量知识分子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两者的知识分子整体。 周恩来这些看法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是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进程得出的结论。他先讲历史，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变，包括“包下来”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从新中国建立至1956年初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上引第一段话则是结论。然后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上面引用的第二段话实际也是结论，并且是把着眼点放在知识分子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社会进步的基础发展生产的关系上，这尤其重要。 后来的事实是，周恩来上述清醒而重要的认识，并未为毛泽东所认同。此后施行的经济、政治及其他重要的社会政策，也并未体现出这样的认识。就周恩来本人讲，他有关知识分子的难以计数的具体行动，充分表明是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上述认识的。 人所共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总的讲是被归于另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明显低于当时一般体力劳动者的。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体力劳动者使用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未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很难有提供复杂劳动的机会。之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对社会现状认识的重大失误，引导出了狭隘的社会政策，最终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畸形的社会。 相反地，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既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依附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整体讲已不复存在，封建地主经济更是被彻底推翻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然都属于劳动阶级范围之中了。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客观事实，而绝不是某种政治上的姿态，也不是主观上不认可所能够真正改变的。新的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区分，首先总是决定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当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占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少数人一段时期里政治上坚持原来的立场，不可能改变社会整体新形成的阶级、阶层关系。当人们无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化，观念上和实际政策上将旧社会形成的阶级关系固定化，势必会给新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社会里，理当为知识分子提供复杂劳动的条件。而且，如果落实到各位具体的知识分子，当他真为社会提供了复杂劳动的时候，理当给以鼓励。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相联系，全体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将较迅速地得到提高，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劳动者的比重将日益提高。社会新的产业部门的形成，包括原有的产业部门的分化和发展，则使工人阶级的队伍越益壮大。因而这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成员的自然发展趋势和结果，而决不是游离于工人阶级之外的。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发展的总趋势啊！ 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较早时期相比——实际界限大致在194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高知识阶层人数稀少，是统治者笼络和掌控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力总体不够发达，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能够培养的高知识阶层者的数量，也决定了这些过于稀少的特殊群体，难以牢固地成为某个阶级的一部分。从世界范围看，1950年代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高等教育开始走向普及，现在众多的产业部门从业的劳动者，高知识素质劳动者所占比例都已相当高。这些知识素质高、劳动技能强的社会群体，已经是其所在产业劳动者的中坚，而不再是人数稀少的社会特殊群体。从具体国家讲，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的产业劳动者的发展程度，无疑比目前的中国高得多，但我国现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中，高知识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也已不低。无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当今中国，形成阶级、阶层的社会客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以反映较早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阶级、阶层的划分，硬套到当今社会，难以避免严重失真。事实上，以往相当重要的“知识分子”概念，对于当今社会也已经基本失去了意义。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当代社会的阶级或阶层问题，“中产阶级”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的部分作者也已采用。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归入“中产阶级”范围的劳动人口，其中的绝大多数，实际是现代形态的工人阶级的极重要部分。 几乎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运行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认识上的重大失误，是和对社会主义社会整体认识上的重大失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基础层面讲，这样的认识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不只是因为整体的认识与政策上的严重左倾，直至发展到极左。以小农、小生产者的眼光看待现代生产，看待社会化大生产；以小生产方式指导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发生严重失误的直接原因。而社会的阶级、阶层的区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重大社会问题。其中全部劳动者中，差异明显的各个阶层的客观区分，社会主义社会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几十年前，持有较清醒认识的人则是极个别的。 现在的社会状况和几十年前相比，无疑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现今中国，高层次、较高层次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迅速增大态势。他们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其最重要的基础，是日渐迸发出活力的各种类型的中国企业。工程师、高级技工、高中级经理人、会计师、医师、律师、卓越的营销人才、策划人才等各类专业人员，其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向社会提供复杂劳动。与此同时，文化层次颇低的大批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中，逐步地适应了新的行业，或者在原来的行业中，无论知识水平还是与产业进步相联系的劳动技能，都得到较快提高。这种转变往往是很痛苦的，但进步速度之快，却是以往所难以想象的。 在这里还要讲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社会的全部劳动者中，数量和比重日益增加的各类专业人员，是其中最有生气并提供复杂劳动的人群。而在社会全部专业人员中，管理劳动者特别是高级经理人（以及非经理人的董事长、董事），自然是各类专业人员的重要部分。但管理劳动者并不是全部社会劳动者中的基础部分；他们只是各类专业人员中的一部分；私有企业主集投资者和高级经理人于一身，又只是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一部分。
当今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也决不是没有曲折的。例如，以强大的行政体系为中心的制约方式，对社会就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而我们知道，社会的商品生产部门的健康发展，是非商品生产的其他社会事业得以正常运行的客观基础。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社会的行政管理部门总有自我膨胀的冲动。这需要从基础层面上加以抑制。 2008-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