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经济学实现其“科学”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一观念并非继承自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而是肇始于斯密之前100多年的威廉.配第（1623——1687年）。
一，缘起
经济学的早期传统并不主张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分离,经济思想研究是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研究纠缠和粘合在一起的。1581年出版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约翰.海尔斯就主张，哲学家应该对世俗事务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道德哲学应该包括对经济事务的关注。
配第是第一位自觉探索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家。在配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经济世界进行理性解释。解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意志。于是，配第提出“政治算术”的研究方法。配第所谓的“政治算术”，实际上是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也是实证主义和归纳抽象的方法。
对配第这样注重实际的思想家来说，科学就是度量，就是应用数字和推理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配第显然不能接受经济分析中非经济的伦理道德因素的渗入，他主张，为了保持研究的纯粹，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道德因素撇开。“按照配第的看法，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处理道德问题，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道德仅仅在人类应用科学进行选择时才会出现。”[i]配第关于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早期尝试，熊彼特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鼓舞人心的启示”，“富有启发性的纲领”。
配第的这一思想在斯密那里却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斯密对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似乎缺乏信心。斯密强调人的行为理性，相信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在理性指引下可以推动社会利益的实现。但斯密并不认为个体的理性追求与道德实践是矛盾的。实际上，斯密之所谓“理性”，内涵经济人谋利行为受同情心的指引，受内心的公正旁观者的引导。而同情心和公正旁观者的判断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因此，斯密的方法论中，不仅没有排除道德，反而赋予道德重要地位。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高度关联；现代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效率等观念，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财产私有——自由选择——市场机制，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实质，现代经济学在一点意义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随着古典经济学日益发展壮大，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体作用也日益明显。于是，经济学遇到了传统道德维护者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对者的尖锐批评和猛烈攻击。
二，攻击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强调理性而拒绝感性，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强调自由而反对等级，强调物质福利而轻视精神幸福。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时期，对于瓦解旧的价值观念和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观念的攻击最早来自非经济领域，这种攻击反映人们对于意识形态阵地的激烈争夺。
（一）几位诗人
华兹华斯（1770——1850年）对经济学及斯密的不满显然并不仅仅因为经济学研究所奉行的理性原则使感性的诗人无法体味激情、美感和想象，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冷冰冰的分析使诗人感到窒息。——华兹华斯说，斯密是一个无情的学者，是最糟糕的思想家。还说，斯密的《国富论》推动了财富的增长却牺牲了人民的福利。华兹华斯反感经济学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学奉行公平和自由的原则，而这个“浪漫主义诗人”却是死刑的支持者和奴隶制度的维护者。
柯勒律治（1772——1834年）将其对经济学的愤怒倾泻在马尔萨斯身上，这其中可能有一些私人的原因。据J.M.凯恩斯的考证，1793年6月柯勒律治因为违背校规被剑桥大学开除，而当时在剑桥担任教师的马尔萨斯投了赞成票。后来，柯勒律治成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最疯狂的反对者，他说：“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可耻。”[ii]柯勒律治所针对的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学，他所反对不仅是马尔萨斯对穷人命运的无情，更是经济学研究中对道德伦理的摒弃。
由于《人口原理》，马尔萨斯成为他那个时代经受攻击最多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被称为“谋杀之书”，他的人口理论被称为“政治谋杀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为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戈德温关于未来社会由于人的理性从而可以避免人口过剩的观点而写作的，而戈德温是诗人雪莱（1797——1851年）的岳父、崇拜者及启蒙导师。雪莱批判马尔萨斯抑制人口的措施违背人类的道德良知，斥责反对济贫法的马尔萨斯是富人的传道士。
（二）托马斯.卡莱尔
在19世纪，最疯狂的经济学反对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所预示的人类发展的悲观前景，卡莱尔挖苦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他说：“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的科学。”[iii]针对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原则和非道德观念，卡莱尔嘲弄说：“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亮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或者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iv]
卡莱尔疯狂反对经济学的真实原因是经济学主张自由主义而他是奴隶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在一篇叫《黑人问题》的小册子里，卡莱尔暴露了他反对经济学的实质原因——“慈善的自由主义和忧郁科学的不幸联姻”生出了“大量邪恶的白痴、无法形容的早产儿、巨大而扭曲的怪物”，其中之一就是“黑奴解放运动。”[v]。
（三）狄更斯
被马克思称为19世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狄更斯（1812—1870年）是卡莱尔的终身朋友。狄更斯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双城记》就是受卡莱尔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的启发而写作的，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也是题献给卡莱尔的。在对待经济学的态度上，狄更斯同样受到卡莱尔的影响。
由于经济学强调理性而杜绝感情，强调金钱而忽视道德，狄更斯将其视为一门邪恶的学问。狄更斯认为，“与生活相关的一切事物中”，“都需要一些感觉和情感……这些东西在麦考洛克先生的词典中是找不到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具骷髅，除非它拥有一点人类的外表和特性，具有一点人类的活力，以及含有一点人类的温暖。”在狄更斯看来，经济学是一门强调利益计算的科学，而经济学家是一群冷冰冰的理性动物。“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vi]狄更斯对传统社会无限留恋，从而对摧毁传统伦理道德、破坏传统社会的资本主义充满失望。狄更斯理解经济学对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瓦解传统社会的作用，因此，他将攻击目标确立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是理性计算疏离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毁坏了传统的道德世界。
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被看成是一部反映工业革命背景下劳资矛盾的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是劳资矛盾而是工业革命或现代化背景下传统道德观念的没落，其真正的主人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而是“经济学”。狄更斯所哀叹的“艰难时世”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处境的日益恶化，而是指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随着经济学所倡导的理性精神的胜利，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及奠基于此的传统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危险境地。
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由于对传统的解体作用而成为被攻击的标靶。早期的反对者的攻击其实不得要领，这种攻击往往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更多的表现为辱骂而不是分析。而且，早期反对者攻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量，因此这种攻击不过是试图恢复腐朽没落的旧制度的一种无望挣扎。经济学崇尚和平和自由，因此，经济学家反对基于暴力的一切残酷制度，如死刑和奴役。经济学由于对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维护而遭受无情嘲弄和疯狂攻击，这不是它的耻辱而恰恰是它的光荣.
三，支持
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命题总是与科学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对理性的强调，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认同和鼓励，对伦理道德在研究过程中的排斥，使经济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断增强。在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并成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研究方法的“非道德化”是经济学研究科学性增强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古典经济学：李嘉图、萨伊和西尼尔
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配第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命题做出积极回应的有李嘉图、萨伊和西尼尔。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摒弃了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坚持一元的研究方法。在李嘉图看来，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因此，抽象和逻辑演绎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为实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伦理道德同制度变迁等非经济因素必须从研究过程中抽象出去。李嘉图的逻辑主义和抽象主义确实为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研究技术的高明提炼者和“卓越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但是，李嘉图的研究方法确实是过于抽象了。在李嘉图的研究中，被抽象掉的不仅是伦理道德，而且还有经济理论赖以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这使得李嘉图的经济学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熊彼特将这样一种过于抽象的研究方法嘲讽为“李嘉图恶习”。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是斯密经济学在欧洲大陆的传播者。但是在方法论上，萨伊更加倾向于配第和李嘉图而不是斯密。萨伊认为，科学可以分为叙述科学和试验科学，前者涉及物体及其知识，如植物学和博物学，后者考察事物的因果联系，如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政治经济学是探索财富现象因果联系的科学，因此如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属于实验科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一般法则，其研究过程的客观性要求摒弃对伦理道德的关注。
纳骚.威廉.西尼尔（1790——1864年）是最早提出“纯粹经济学”概念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过于广泛，有的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实际上不是财富而是政治或者道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以财富及其运动为限。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纯粹经济学——只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而不研究是否公平、合理。对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西尼尔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戒，而只是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既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婪，既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vii]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尽管配第关于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得到了广泛回应和认同并在推动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形式化方面作出初步贡献，但是，斯密方法论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道德因素并没有从经济学研究中被彻底清除。这在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进入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时代之后，对经济学形式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强烈愿望提出了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更加强烈的要求。
（二）门格尔和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和剑桥学派的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52——1949年）都可以看成是经济学新古典时代的代表人物。数理分析和实证主义是新古典主义推进经济学形式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武器，因此他们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命题的认同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积极态度。
1883年，卡尔.门格尔发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批判历史学派“使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混淆不清的错误”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演绎和抽象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核心地位。随之，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在公开演讲中谴责了门格尔的主张。于是，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展开了关于方法论的长达十年的争论。门格尔的基本主张其实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建立在抽象和演绎基础上，为实现科学化，经济学应该是演绎的而不是归纳的，应该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门格尔的主张没有为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渗透提供任何可资利用的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演绎性质和实证性质其实就意味着对伦理道德的拒绝。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52——1949年）出版于189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系统探索，这一探索虽然没有罗宾斯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那样影响深远，却代表着早期剑桥学派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探索的重要成果。老凯恩斯主张，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或伦理研究的分支。政治经济学可以对一定行为的可能后果作出说明，但它自身不提供道德判断，或者不宣称什么是应该的，什么又是不应该的。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越是独立于伦理和现实方面的考虑，这门科学就越能尽快走出争论阶段，而伦理学闯入经济学只能导致已有的争论不断扩大并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因此，“非道德化”是经济学实现独立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法宝。
（三）马克斯.韦伯
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那里，科学研究的“非道德化”问题被理解为“价值中立”。在1917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一文中，韦伯提出了科学研究中“价值相关”和“价值中立”的问题。
韦伯认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脱离价值背景，于是，任何研究都会体现出“价值相关”。特定时代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探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研究者在选题和收集材料上往往会表现出主观兴趣；在研究工作得出结论后，研究者在实际应用结论中也会表现出主观目的性。韦伯提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保持研究态度的诚实性就要勇于承认“价值相关”。否认价值相关至少体现的是一种不坦诚的态度。
但是，纠缠于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的研究过程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科学进展。韦伯强调，研究过程必须排除价值和道德纠缠，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者在选定了研究对象之后，必须放弃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马克斯.韦伯可能代表着一种更加客观而现实的态度。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决定价值观对构成人的存在的不可或缺性，因此，研究或者决策中声称摆脱价值关联或者是虚妄或者是自欺。但是，理性赋予人构建 “可控条件实验”能力，赋予人抽象分析的能力，从而赋予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实现“价值中立”的能力。因此，韦伯的“价值中立”主张的实质其实是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辩证结合。
其实，科学的方法总是表现为演绎和归纳，抽象和经验，实证和规范，理论和历史的统一。如同施穆勒在与门格尔争论中所声称的，上述二元方法的结合就如同人的右脚和左脚的结合一样必要。绝对性总是意味着对科学的某种拒绝。绝对的演绎或绝对的归纳，绝对的抽象或者绝对的经验，绝对的实证或者绝对的规范，绝对的理论或者绝对的历史，都具有绝对的不可能性。实际研究工作中，不同的研究者或者流派可能会偏向二元中的某一方面，如更多的抽象或者更多的归纳，更多的实证或者更多的规范，这是引起方法论争论的重要原因。
四，批评
经济学研究中的“非道德化”在增强经济学科学性并提升经济学学科地位的同时也压缩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削弱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这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批评。如果说早期来自非经济学领域的攻击者的目的在于毁灭经济学的话，在经济学成长过程中来自其内部的批评者的目的则在于完善经济学。他们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批评，为的是放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增强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恢复斯密式的结合演绎和归纳，联结科学与道德的研究路径的一种努力。
（一）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李嘉图恶习”的尖锐批评者。西斯蒙第认为，李嘉图经济学的问题在于颠倒了经济行为的目的和手段，将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而忽视了人。李嘉图经济学是一种缺乏伦理维度的经济学，在其中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被忽视了。用这样一种经济学来指导实践，其结果自然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失衡，如财富增长的同时社会福利却由于收入差距加大而下降。
在西斯蒙第看来，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良心就如同需要理智一样必要。西斯蒙第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产而是消费，是人的物质福利的满足。因此，政治经济学应从“人”出发，强调人，强调人的需要。对具有伦理和道德背景的人的研究需要引入伦理和道德因素，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viii]
作为主流经济学最早的系统批评者，西斯蒙第对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命题的批评在此后的主流经济学批评者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那里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历史学派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借助于形式化建立一般经济学的努力，主张结合特定历史背景建立反映文化和道德背景的国民经济学；制度学派在批判非道德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试图将制度、文化、道德等因素重新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卡尔.波兰尼
在其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年）提出了“嵌入”概念。波兰尼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的“经济”，“经济”总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环境中并打上特定背景的烙印。同样，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总是“嵌入”特定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环境中，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道德约束下完成的，离开道德环境，就不可能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有效的解释。
波兰尼认为，现代经济学根据其严格的假设，试图使经济从社会文化环境中“脱嵌”，使人从伦理道德背景中抽离，其结果使理论脱离了实践，而实施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政策的结果使社会经济运行陷入了紊乱。
（三）缪尔达尔
瑞典人冈纳尔.缪尔达尔（1898-1987年）是现代经济学家中旗帜鲜明批评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重要代表。作为重要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强调非经济因素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重视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背景的研究。在缪尔达尔看来，对解释人们经济行为而言，伦理道德等非经济价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道德因素无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抽离，一个诚实的经济学家应该展示其隐藏的价值观，并且允许他人做出回应。
缪尔达尔是发起成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经济学家，他推动成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的，在于振兴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缪尔达尔理想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应该是结合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研究。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后的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已经成为主流。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经济学的“科学追求”正在危害经济学的存在和发展，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成为损害经济学研究的因素。因此，尽管很不情愿地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分享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还是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不应该存在，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迫在眉睫。
（四）阿玛蒂亚.森
来自印度的剑桥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33年——）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森并没有对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问题直接提出批评，而是将伦理和道德因素深刻嵌入其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中。作为一位现代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被认为回归了斯密的传统。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重要学术领域，其研究重点涉及社会选择、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等领域。
在对社会发展的评价问题上，森超越了新古典框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遗产基础之上，建立起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心并强调社会公平的“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传统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则雄辩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是使人更有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故发展的评估焦点在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森强调，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
森的研究再次将人置于经济学的核心，使经济学再次成为关于人的科学。森虽然没有直接批评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也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道德化主张，但人文关怀和道德关照却渗透在他整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过程中。在森的经济学中，规范与实证，道德与科学同样得到重视，不过，同新古典相比，森的经济学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对人的关注从而使经济学体现出更加鲜明的道德化色彩。
森的成功并没有终结关于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问题的争论。作为新古典的传统，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借助于与形式化的结合而日益成为统一经济学的强大力量。但是，攻击与保护，反对与支持，批评与反批评的斗争仍在继续。对于围绕经济学研究“非道德化”的斗争，不同的研究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态度选择。
[i] 罗伯特.F赫伯特、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7
[ii] J.M.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78
[iii]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80
[iv]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80
[v] 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P233
[vi]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P161
[vii]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P12
[viii]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