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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中称李嘉图为“令人爱恨交加”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斯考森之所谓“爱”或者“恨”都与经济自由主义有关。李嘉图之所以“可爱”，因为他的理论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他的“比较优势原理”为自由贸易开辟了道路；而李嘉图之所以“可恨”，则是因为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益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实质。李嘉图之“令人爱恨加价”还体现在后人对其研究方法的矛盾态度上。
同斯密相比，李嘉图的方法论是一个进步。在斯密那里，抽象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演绎和描述归纳同时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方法论的二重性导致其理论的矛盾性。李嘉图采用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在简单公理基础上，通过逻辑演绎建立体系。如果说科学意味着对本质的揭示，对规律的探索，那么抽象和演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如亨利.庞加莱所说：“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①
李嘉图并不是最早应用抽象演绎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可以看成是抽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早期尝试。但是，由于李嘉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功，由于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为经济学经典的特殊地位，其抽象演绎方法的应用在经济学历史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如罗伯特.F.赫伯特和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所说：“李嘉图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或他的同时代经济学家所不及的，而且这对羽毛未丰的科学的成功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②马克.布劳格也给予李嘉图极高评价：“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析的机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③基于李嘉图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贡献，萨缪尔森将其称为“卓越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④
二
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体系，而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当李嘉图“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然后在他看来自明的假设的基础上推理出结论”⑤时，他的体系比斯密更加严密，更加接近于科学。但是，抽象了现象和事实，割裂了制度和历史，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甚至是丧失了。
抽象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必要手段，毕竟，科学是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描述。李嘉图方法的问题不是抽象和演绎，而是过分的抽象和演绎。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过分抽象也非常不满，他挖苦说，李嘉图的经济学“陷入抽象的概念里，可以说已经变成一门占卜学了。”⑥他说，自称只有25人能够理解的李嘉图经济学与其说是新经济学还不如说是新语言学。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将李嘉图这种——在不现实的假设前提下建立抽象模型，借助于演绎推理和数学分析，证明想要得到的结论的——方法，叫做“李嘉图恶习”。按照马克.斯考森的解释，“李嘉图恶习”就是“理论和历史的长期分离。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⑦
形式化是经济学实现其科学目标的法宝。“李嘉图恶习”——对抽象和演绎的过分依赖——于是成为新古典以来经济学方法的痼疾。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中，在新李嘉图主义者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技术而不是思想，数学而不是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样的“经济学”同斯密的经济学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科斯嘲弄其为“黑板上的经济学”。
三
作为历史学派的传人，熊彼特对“李嘉图恶习”的排斥态度可以理解。
在熊彼特出生那一年——1883年，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发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提出演绎和抽象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在公开演讲中对此进行了恶意评论。双方于是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方法论斗争。这场争论对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熊彼特同情强调抽象和演绎的奥地利学派。在他看来，只有应用抽象和演绎才能揭示规律，只有应用数学，才能统一支离破碎的经济学。在他看来，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非瓦尔拉斯莫属，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力成就。同时，在熊彼特成长过程中，历史学派是德国经济学的主流，其对历史和事实的强调毫无疑问渗透进了熊彼特的方法论观念中。——熊彼特曾经同桑巴特一起被称为施穆勒的门墙桃李。历史学派的影响强化了熊彼特方法论中对历史和事实的依赖，对“李嘉图恶习”的批判又削弱了熊彼特的抽象能力，这一切成为他科学研究的严重障碍。
熊彼特和凯恩斯同生于1883年，——那一年，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去世。对熊彼特来说，与凯恩斯生在同一个时代似乎是他的“厄运”——尽管他有着卓越的天才，但凯恩斯的存在使他未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11年，熊彼特完成《经济发展理论》后，开始研究货币问题。熊彼特不满于李嘉图或凯恩斯那种通过简单模型进行逻辑演绎的方法。他试图构建一个动态的货币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众多的参数，每一个参数又包括众多具体而现实的影响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熊彼特的“理论”只能是对现象的说明或描述，但熊彼特却力求使其理论化和一般化。纠缠于理论和现实的冲突，在一般性和简化性之间进退维谷的熊彼特到死都未能完成其货币理论。而凯恩斯借助于熊彼特所反对的“李嘉图恶习”却在1923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
大危机之后，传统周期理论失效了。熊彼特计划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对周期作出新的解释。1934年，熊彼特开始写作《经济周期》。对“李嘉图恶习”的反感以及对历史和事实的过分依赖使他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难度增加、研究周期延长。1939年，《经济周期》才得以出版。而此前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出版。相比之下，凯恩斯的《通论》模型更简单，结论更简明，方案更可行。而熊彼特的著作，模型过于复杂，无法提供简单的数学结论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在与凯恩斯的两次竞争中熊彼特都失败了。熊彼特的失败，实际上是方法论上的失败。历史学派的影响使熊彼特过分依赖历史和事实，而对“李嘉图恶习”的反感和拒斥成为他疏离抽象和演绎的重要因素。
四
科学的研究和体系的建立需要借助于抽象和演绎。离开抽象和演绎，无法实现对象的统一，研究只能是分类和描述。其实，即使是分类和描述，也不能离开对对象的整体把握，而整体性只能借助于抽象来理解。
对经济学来说，成为科学的手段同样是抽象和演绎。没有抽象和演绎，就没有分析和理论，就没有科学和体系。就如同一堆建筑材料，不经由一定的程序、工具和方法，就不能组合成为建筑。
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抽象和逻辑有助于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事物的联系，预知事物的发展。但抽象需要一个适当的度。过分的抽象可能会丧失对真实现象的把握能力，而过于依赖演绎所把握的可能不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仅仅是抽象范畴之间的抽象联系。——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座大厦。
对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李嘉图恶习”确实危害深远，过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丧失解释力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摒弃“李嘉图恶习”并不意味着摒弃抽象和演绎。将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其结果只能是熊彼特所陷入的“厄运”。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7月18日
①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转引自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87
② 罗伯特.F.赫伯特、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139
③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93
④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89
⑤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270
⑥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P481
⑦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