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干预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有一个不变的命题，那就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我们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但个中逻辑到底是有问题的。市场失灵真地构成干预的理由吗？
微观经济学上讲，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存在效率损失，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学上讲，因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存在大量失业，所以需要政府干预。
不错，市场失灵是有损失的，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因为政府干预不是没有代价的。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我们只是说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只有政府干预的成本不至太大，这个命题才是成立的。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干预的成本既不是很小，更不是毫无代价。我们有一个判断：中国的很多问题主要在于政府干预。难道95年以来的通货紧缩不正是92、93年政府干预的恶果吗？在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政府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这造成企业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引起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引起利润下降和亏损。这是90年代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在主张政府干预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问政府干预到底有多大的效应。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我们未必了解经济的真实情况，也未必了解经济到底如何在运行。还因为我们相信，长期里决定经济状况的主要变量决不是政策变量。当初我国经济已经出现通货紧缩预警，难道我们不是仍在“软着路”，适度从紧吗？面对经济不景气，当我们实施了某项扩张性政策，经济真地回升了，我们因此认为我们的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很可能是，经济中的扩张因素已经积累到使经济达于恢复的边缘。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没能在98年就使经济恢复，而要等到2000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之伊始就实施适当的政策，使经济恢复，而避免这“失去的十年”呢？是的，是的，政策有时滞，但是政策的时滞还是不确定的。
再说了，不景气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一定程度的不景气是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没有这种不景气，哪来结构的调整？没有结构的调整，又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
况且，我们还不得不问，市场真地失灵了吗？大家都谈外部性、市场失灵，张五常经过调查，写出了《蜜蜂的寓言》。他证明经济学家所认定的外部性，其实早被当事人通过合约安排消化了。市场并没有失灵。科斯定理也讲得明确：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权利界定又是清晰的，那么结果就是唯一确定的。现实中为什么有好象无效率的现象呢？初看起来，可能是权力界定不清晰。但为什么权利界定不清晰呢？一定是权力界定的成本过大。所以，张五常有句名言：重要的是交易成本。自助餐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人付一笔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他可能会消费到最后一口的边际收益达到零为止。但是，生产这最后一口食物的边际成本却大于零。结论是：帕累托条件被违反了，浪费产生了。然而追问自助餐为什么这样供应呢？问题便明了了。因为它节约了接待顾客的成本，节约了度量每人所消费食物的成本。这些节约下来的交易成本必然大于所谓的“浪费”。一旦引入这种成本，就会满足帕累托条件，浪费随之消失。一旦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无效率就不存在了。
布坎南70年代写过一本《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的书。他的回答很有名，就是经济学家应当教育大众，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反复讲，让大众和官员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建立起对于市场的信心。你越不相信市场，碰到问题就越会使用其它手段，例如政府。而当经济再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会反思是干预出了毛病，反而得出结论：唉，我没有干预好，应该那样干预，还要加强干预。
市场失灵是有损失的，政府干预也是有代价的。我们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但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市场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