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多年来，国家最高管理层所需传递的任何信息和声音，以及所要获取的来自社会的信息和声音，都有其固定的渠道，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生活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一百多年来的悲情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形象开始退去，成为一个实力迅速增长、逐渐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 伴随着这种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关心及参与程度大为提高。但是，改革30年一手松（经济）、一手紧（政治）的局面始终未曾改变。政治改革落后于快速发展的经济，执政党放开了经济，但与此同时加强了政治控制。它拥有两个看上去不乏矛盾的目标：市场改革和政治稳定。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充满张力，无疑，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多地对现行体制发起挑战，但中国是否会因此遵循既有的、依规的西方式民主道路，仍然难以确定。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争议和不可预测性，向学者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个急迫的挑战。中国民用与商用化的互联网，至今发展已逾十年。十几年间，中国互联网以最浓缩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与成熟。如今，互联网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有了中国特色、个性和底蕴。到2008年，中国网民突破2亿大关，任何一个互联网的应用，有2亿网民的规模做基础，都将催生非常可观的产业。由于互联网构成了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崭新平台，我们也需要考察一下中国传统的大众媒体。执政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在改革开始以后逐渐松动，但新闻出版改革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则始终存在争论。由于新闻的特殊性和新闻改革的敏感性，虽然中国的新闻事业在经济独立性、管理自主性、受众服务和政体关系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但对重大问题变相的“舆论一律”依然是中国媒体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我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是指传媒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这种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身处这样的过渡时期，普通人如果想要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上自由实现。由于民意的通道常常被堵塞，公众一旦发现了互联网这一崭新的表达和传播平台，就将其当作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以及发泄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的途径。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2003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虽然网络舆论在2003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这一年，中国的网民看到了自己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揭露了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并配发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报道和评论随即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当一个门户网站贴出《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跟帖在几个小时内就达到上万条，网民不仅在BBS上发出强烈抗议的声音，而且还在4月25日当天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后更名为“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的纪念网站。这种舆论还迅速转化为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市、区两级人民法院的三个法庭同时公开开庭审理。6月9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6月27日，广东省高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出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换取了一个有关底层百姓的政府法规的终止，而这个阶层的呼声被忽略得太久了。以往，当人们需要社会关注的时候，首先是寻找政府或相关机构，其次是寻求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入2003年之后，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的、快捷的渠道。网络舆论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传统媒体适时地给予了评价。《南方周末》的文章援引“一位了解孙志刚案件调查经过的人士”的话指出，“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而在“SARS危机中，互联网也充分体现了它的作用和独特的优势，人们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出的声音经过网络传递出来”。经过数年的发展，2008年，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虎照门”到汶川大地震，从瓮安群体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这一系列范围广泛、性质各异的事件，让人们充分领略了网络舆论的威力。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谣言，当知名论坛对某一谣言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以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舆论为发端，互联网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介从来不是独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创造国家统一和政治认同的核心工具，对媒介实施高度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惟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调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反日的百万网络签名，都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
网络舆论在中国政治当中的作用也初步显现：2003年的非典时期，新华社首次披露中央高层领导对网络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2003年之后，网络舆论开始成为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看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11月4日选编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后，次日便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据报道，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形式提供给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他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直接回答国内公众的提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的交流采取完全平等的姿态，一口一个“网友”，表示很愿意听取网友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多年来，最高管理层所需传递的任何信息和声音，以及所要获取的来自社会的信息和声音，都有其固定的渠道，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与民众进入一个面对面的时代。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与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对话后，温家宝总理2009年2月28日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仅人民网“有话网上说”栏目开设半年来，就有17位省委书记或省长回复了网友留言。据媒体统计，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30个省（市、区）106名官员，以及23个中央单位的30名官员先后与网友互动。“网络两会”、“网络问政”、“网络监督”……新的现象还在层出不穷，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事件发展的进程，网民成为政府问责制的重要推手。随着网络力量的成长，政府对互联网正面意义的肯定在增强，用胡总书记的话讲，“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胡锦涛直接到网民中间和大家对话，表明高层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可以借助网络加快民主政治的推进。互联网可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总结，实际上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表明网络力量已彻底纳入官方视野。十余年的时间，中国互联网完成了一个上下对接的过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对执政的反应机制、执政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公众舆论的功能和社会变革的促进，将日益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