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大不同于当今中国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此种重大差别与现实的社会生产有怎样的联系呢？当时的工业企业的大多数，年复一年生产的是老一套的、陈旧的产品。而在那种社会生产条件下，数量极为庞大的工业企业、交通企业、商业企业，既然生产本身是陈旧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因而企业的各种岗位，也并无真正挑战性的、迅速变化的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所有的岗位，绝大多数操作工、管理人员几乎都能很快胜任。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依赖于体力支出的简单劳动者。当时中国大陆的脑力劳动者的大多数，往往不过是实际并不需要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科室劳动者。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很大程度以畸形方式运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 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政策，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会成为影响和决定各社会阶层关系的关键原因、成为决定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原因。以至当时社会的主导性看法就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正常的、这样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似乎社会只能如此。于是，很大程度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就成了正解，成了理所当然。而且，已有的各阶级、阶层，在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习俗等条件下，总是力求争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最起码力图维持现有的关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归根结底总是与其实际的经济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同样地，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与他们在实际生产中的劳动能力和实际劳动效果有关，是与他们所支出的劳动被社会承认为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有关。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般地，工程师、高级技工、经理人、会计师、医师、律师、高级营销人才、策划人才等各类专业人员，他们所付出的是复杂劳动。但他们的劳动，只有当其劳动成果被社会所承认的时候，例如企业新开发的产品大量投入市场为需要者所购买，从而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产品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才真被社会承认为复杂劳动了；与之类似，兼并、投资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是否成功，只能由企业的效益、业绩来说话。 私有企业主，当他们承担着企业的管理职责时，就同时兼有劳动者的角色。当他们作为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的重大投资行为以及其他重大事项行使决策权时，也是相应地履行了一部分管理职责，这是和总裁、总经理、厂长的日常经营管理劳动有所不同的管理劳动。也必须指出，私有企业主这样一身而兼二任的劳动者，并不是社会劳动者整体中的基础部分。而且，私有企业主兼任的总裁、总经理当然可以雇用别的职业劳动者如职业经理人来担当。 工人阶级的前途在那里呢？历史已经证明，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公有经济，并不是工人阶级真正有前途的发展之路。全面的私有化也绝不可能造成广大工人的光明前途。尽管许多人都怀有梦想，但真正成为巨额资本所有者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对于中国广大的社会成员尤其对于年青一代而言，使自己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这才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光明之路。 ——————————————————————————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在实际的社会生产中执行着怎样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他们具体怎样地执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能。现当代中国社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受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制约，同样重要的，是取决于各类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的复杂程度。 只要着眼于现实社会，那就必定会看到，所谓劳动者，决不是无差别的个体的机械集合。相反地，与生产的现实状况相联系的各类劳动者，事实上是有重大差别的。这是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基础条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很明显，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大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此种重大差别与现实的社会生产有怎样联系呢？这是值得思考的。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雇佣的劳动者的关系，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一种关系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 一、由小品“胡椒面”回顾历史 “胡椒面”是陈佩斯、朱时茂1989年春节晚会演出的小品。这个小品在陈佩斯、朱时茂合作的小品中并非特别有名。以本人为例，陈佩斯、朱时茂的历年春节晚会小品，似乎在以往观看电视转播春节晚会时都已看过，但早先对“胡椒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大约三年前，看了重播的“胡椒面”，才有了很深的印象。窃以为，这实在是一个杰作，是一个无心的杰作。所谓无心，一、二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胡椒面”客观上反映出的我国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是出乎创作者当初的意图之外的。 1989年，该作品的着眼点，是陈佩斯饰演的粗犷的单纯性体力劳动者，与朱时茂饰演的处理生活小事异常细密的科室人员，在一个小饭馆同桌吃面食时的喜剧化冲突。冲突的起因是，体力劳动者将科室劳动者自带的调味胡椒粉误以为是饭店公用的调味品。单纯从该小品设计的喜剧冲突，反映出不同阶层人在生活细节上的巨大差异，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作品。陈佩斯扮演的粗犷的体力劳动者就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朱时茂饰演的对生活异常细密的人，虽然不大容易碰到，但也不是没有。剧中的两个典型细节也很有特点，一是外出就餐自带胡椒粉调味瓶，二是用随身自备的餐巾纸之类擦拭椅子面、椅子架，擦抹餐桌。不一样的例子我也来举一个：约三十几年前，有一次在一个小汽车站候车，一位男士要吃苹果，先以酒精棉球通身擦苹果一遍，再用小刀削去苹果皮。这样的消毒方法，迄今也就看见一次，所以至今仍印象很深。 这样的细密生活者，和陈佩斯饰演的粗犷生活者，难免有种种冲突，包括真实的冲突和喜剧化的冲突。并且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类人往往难以理解对方。——这一切，我以为是该作品创作、演出时的立足点，但却不是我现在重点关注的。 1989年的中国，与此后一、二十年的中国相比，自然差别很大。那时，私有企业老板数量还极少，只在温州等个别地区有一些，因而私有企业主同时作为经营劳动者在社会劳动者中也微乎其微。公务员与低层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大。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从社会经济的成分结构讲，1989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真正可以称得上私有企业的，实际上还只是在温州等少数地区才有所发展，全国的其他地区，从经济成分结构讲，主要还是新产生了众多的个体工商户，它们实际也还够不上私有企业这个档次。除此之外，乡镇集体企业是这一时期真正取得了大发展的经济成分。这时候的乡镇企业的绝大部分在性质上确实属于集体所有制。这些乡镇集体企业，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转变为私有企业的。但本文对经济成分结构的变化不作分析。我们重点分析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的演变。 本文重点分析劳动者中简单的体力支出或单纯操作为主的体力劳动者，与技术型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等脑力支出为主的劳动者的关系的大变化。从性质上讲，管理劳动者自然已经包括了执行着管理职能的私有企业主这些特殊类型社会阶层。私有企业主，当他们承担着企业的管理职责时，就同时兼有劳动者的角色。当他们是以企业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的重大投资行为以及其他重大事项行使决策权时，也是相应地履行了一部分管理职责，这是和总裁、总经理、厂长的日常经营管理劳动有所不同的管理劳动。也必须指出，私有企业主这样一身而兼二任的劳动者，并不是社会劳动者整体中的基本部分。而且，私有企业主兼任的总裁、总经理当然可以雇用别的职业劳动者来担当，就如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的，这是资本对管理劳动职责承担人的选项之一。实践也已告诉我们，甚至董事长也可由并非资本所有者的其他人担任。 各类劳动者的收入状况，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人所共知，从收入分配体制看，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人们对改革开放前各类劳动者工资状况的概括。总的讲，直至1980年代末，这方面的变化还不是很大。如果说那时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产生了较大差别，一定程度上也是短期内特有的现象。例如，对于1980年代一部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所谓“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就反映了当时流通领域一些小个体工商户，率先通过经商获得高收入，甚至由此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但是整体上看，那时绝大部分劳动者的收入还是相当平均化的，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胡椒面”是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在此需要作更深入的思考。问题在于，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也一定有其现实的经济条件，尽管改革开放前社会的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以农业生产为例，仍然是非常原始、粗陋，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技术性的东西要由农民来掌握。从多年辛勤劳动基础上农业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几乎就是当时的农民最基本的技术。与粗陋的农业生产方式相联系，体力上的差别成了决定当时的农民劳动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在那种条件下，农民的劳动能力的差别几乎就以体力的差别为转移。可以说，除了罕见的例外，当时的农民所支出的只是简单劳动。从这一点讲，当时的生产队的农民评工分制度，大体是反映了农民所付出的劳动量的。事情的实质在于，对现实的整体社会状况的错误判断，会引导出错误的或不适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导向畸形。这样的表面化的现象又巩固了人们业已形成的畸形观念，使人们在很长时期里难以走出迷途。 当然，当时的农业，也不是一点也不需要较复杂的劳动。例如，由农科所向各生产大队提供新的优良稻种或其他农作物品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农业生产事务。还有抽水机、拖拉机等农业机器的使用。但总的讲，这些是作为生产的外部条件而存在的。 实际上，农业生产还不是最典型的、最重要的，当时我国的工业生产才是更典型的，也是决定国民经济全局的根本性的产业群。当时的工业企业的大多数，年复一年生产的是老一套的、陈旧的产品。而在那种社会生产条件下，数量极为庞大的工业企业、交通企业、商业企业，既然生产本身是陈旧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因而企业的各种岗位，也并无真正挑战性的、迅速变化的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所有的岗位，绝大多数操作工、管理人员实际都能很快胜任。从这一点讲，也是与当时的工厂中各类劳动者工资的平均主义状况相契合的。 但是，这决非说我国当时很大程度上处于停滞状态的企业，是合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我们在此尤其要关注生产的品质、关注新产品是否大量产生、关注新产业的发展。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时那样的社会状况，直接地讲，经济体制确是主因。是僵化的、管制形式的经济制度反过来造成了很大程度上停滞的、极少变化的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生活状况。生产的物质条件是这样，广大劳动者的情况也是如此。总的讲，截至1989年，还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 与此种社会生产状况紧相联系，那时的一般操作工或单纯性体力劳动者，其劳动能力就决不比当时的所谓脑力劳动者差。当时中国大陆的脑力劳动者的大多数，往往不过是实际并不需要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科室劳动者。所以，那时的单纯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低。因此毫不奇怪，小品“胡椒面”里的体力劳动者自始至终居于支配地位，这是当时的社会状况的真实再现；更是此前三十几年里，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两大社会阶层即当时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关系的真实再现；是笼罩于该小品全部剧情的未曾着力表演的真实表演。但是，这样的关系实际是畸形的，是畸形的社会的一个畸形的侧面。 当然，必须也只能客观地对待社会的阶级、阶层的划分。 解放前和解放之初，我国劳动大众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层次普遍相当低，其中文盲或接近文盲的又占很高比例。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讲，需要的是数量急剧增加的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才是新社会的劳动大众的核心，才是整体地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国工人的代表。由此看来，我国革命胜利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以近于文盲的赤贫群众为劳动阶级的代表，实际是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必然发展方向。 这当然并非说城市粗工和农村贫农不是基本群众了，更大程度上这是指，在新的发展中，在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中，那一层次的劳动者才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相联系的。例如，原来文化层次很低的工农大众的部分人，是有可能经过自己的艰辛努力接受较多的文化知识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的，但客观条件将限制着他们的大多数，难以成为新型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此时无论那一阶层的人们，其子女自然都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只要具备适当的社会条件，最主要的就是给予较好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是能够胜任复杂的或较复杂的工作的。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就会是整体较高素质的劳动者。 以现今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这样的劳动者就是现在统称的各类专业人员。本来这个问题就相当清晰明白，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无论其父辈是旧社会的工农阶级，还是资本家或地主、富农，都已不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条件了。而且原来的资本家或地主本人，其家庭财产也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作了处置。虽然在思想观念等方面，遗留的某些重要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完全消除，但普遍地讲，这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普遍的、决定性的原因仍然是社会成员——在此首先是中国革命胜利后新成长起来的人，与实际的社会生产的关系，是年青公民们在其生产活动中所提供的劳动。在新社会里，当公民们确实已是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公民。但是他们在实际生产中提供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有或大或小差别甚至显著的差别，他们的利益是有差异的。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联系，差异的缩小则是建立在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要求讲，也是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讲，在实际生产中提供着复杂劳动的公民无疑应受到鼓励。而决不是通过表面化地提高低层次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形成表面上的平等。那样造成的社会实际是畸形的社会，既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前进，也终究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我国解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给予广大的公民以受教育、培养成才的条件，受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水平的限制。所谓“理想”化地提问题、定政策，那是有害无益的。但同样可怕的是自己堵塞了使社会从基础开始的尽快发展之路，这是以往的教训已经告诉了我们的。使原来文化知识较差的众多劳动群众在知识和技能上尽可能地有所提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那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相反地，如果仅以过去的受苦受难自傲，则是完全没有用的。只是在特定的时期里，就是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时，才有历史的必然和必要。诚然，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是隔三差五空洞地重温苦难的历史，并不会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多大助益的，很大程度上倒是放弃了本应承担起的新的社会责任。而从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做法，并且均作为重大的政治举措。但实际上，这样的政治举措早已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内在发展的主流了。 但是，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政策，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会成为影响和决定各社会阶层关系的关键原因，成为决定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原因。以至当时社会的主导性看法就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正常的、这样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似乎社会只能如此。于是，很大程度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就成了正解，成了理所当然。而且，已有的各阶级、阶层，在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习俗等条件下，总是力求争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最起码力图维持现有的关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极端的例子，就如文革中众多的流氓无产者、懒汉、专弄权术者，都曾在一段时期里占据了社会的要位，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再如当今社会，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利用父辈的扶持，占据客观上存在的肥缺，除了谋取自己的私利，把事业最终搞得一团糟的又岂是少数？即使似乎也还过得去，其实却挡住了多少能力远胜于这些平庸之辈或狂妄之徒的众多人的上进之路。也正因此，无论是极有光彩的历史还是可鄙的、荒唐的历史，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上层人物确应负主要的、更大的历史责任，或享有更多的荣光；但下层人物也自有其历史的责任或享有小小的历史之荣光。 二、最近二十年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大变化 1989年之后越益深入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撇开资本所有者的变化、私有经济比重的迅速提高，就公有企业或私有企业中各类劳动者的关系讲，也是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人所共知，现在，单纯性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各类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则大大提高了。现在早已不是小品“胡椒面”所刻画的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与科室人员那样的关系了，而是仍只能付出简单劳动的单纯性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为主、支出复杂劳动的各类专业人员的关系。相应地，居于主导地位的也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了。前者早已没有了曾经有过的叱咤风云的气势。不要说现在，十年之前，还有谁会再说出“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这一类话呢？发生这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各阶层、各类劳动者之间关系深刻变化的原因，自然是由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以往的所谓“脑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往往不过是几乎人人都能胜任的科室劳动人员而已。 现在，我们先对我国各类劳动者关系变化的若干重要方面作些简要分析。 农民工反映的多重意义。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涌向发达地区及本地城市的非农产业，是和我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急速的城市化进程紧相联系的。除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一个基础性条件，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讲，近二十年里急速的城市化进程，还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长时期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过于滞后。一定程度上，当时的城市化程度过低，是和落后的经济体制、畸形的经济结构相联系的。 由农村迁移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的大多数，文化知识层次是比较低的，小学或初中甚至文盲占其中的大多数，因而农民工的大部分是加工业的一线操作工、建筑业的粗工、服务行业的蓝领。可是，虽然他们和所在行业的中高层次劳动者相比，属于简单劳动的付出者，与原来自己原始、落后的农业劳动相比，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同样地，他们与仍然以原始方式在农业部门从业的劳动者相比，也是巨大的进步。这些涌向发达地区或在就近城市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必须学习新的知识、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这样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其知识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农业也在发生变化。尽管从农业生产整体看，变化还不能说迅速，但某些变化无疑相当重要。部分规模化的农业经营就相当重要，畜禽业的集约式经营是其中发展较快的，部分地区种植业的规模化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农户家庭对新技术的应用，与社会对优质、新颖产品的需求相联系。不言而喻，与农业部门上述变化相联系，现在的农业劳动者就要懂得较多的农业新知识、掌握新的技能。这样的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显著高于仍以原始方式经营种植等项农作的劳动者的。 我们再来看我国目前的非农产业中的各类劳动者。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归根结底总是与其实际的经济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同样地，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与他们在实际生产中的劳动能力和实际效果有关，是与他们所支出的劳动被社会承认为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有关。因此，我们的分析也还是结合着实际生产过程、结合着决定企业盈利和发展水平的重大问题进行。 当代社会，企业的并购活动、投资的决策、企业的整体管理，对于企业能否取得良好而持久的效益、获得更大的发展，其意义人所共知。虽然上述重要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更突出、更有典型性，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这些也已经是重大的经济实务问题了，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述重要方面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属于管理劳动的对象。承担着这些管理劳动的，首先是总裁、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其次是与上述事项有关的助手、辅助人员即相关专业人员。 现在我们要问一下，这一类的管理职责，是否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均能胜任呢？——还可以把问题推广到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没有疑问，能够胜任企业高管职责的，绝非只是现任企业高管人员，例如，企业的不少中层管理人员也是有这样的潜质的。但是同样没有疑问，目前并不是大多数劳动者也能胜任企业的高管职责。一般讲，无论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中层管理人员，如果不是尸位素餐者，较高的文化知识层次或丰富的与管理相联系的社会经验，总是基础性条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与改革开放前管制型经济、行政性管理的工厂厂长相比，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除了作为前提条件的通常数量很大的资本投入之外，目前的企业管理人员的上述活动效果怎样，实际决定着各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的资本能否得以存续，也取决于管理活动是否成功。 除了管理劳动，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在竞争性的、不断发展的当代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人所共知，要能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对相应的劳动者的要求无疑是很高的。 至于企业产品的销售，从整体上看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管理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般地，管理劳动者和新产品的研发人员，他们所付出的是复杂劳动。当然，他们的劳动，只有当其劳动成果被社会所承认的时候，例如企业新开发的产品大量投入市场为需要者所购买，从而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产品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才真被社会承认为复杂劳动了；如果他们的研发工作屡屡失败，他们的劳动不但是无效劳动，而且必定会带来损失。与之类似，兼并、投资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是否成功，只能由企业的效益、业绩来说话。 工程师、律师、医生、会计师、农艺师、理财师、精算师、精密产品精密工艺维修人员、大学教师、高级软件设计者等专业人员，是另一类型的复杂劳动者。一望而知，他们必须有相当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生产商品的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因而没有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等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此仅指出一点，从社会整体讲，不生产商品的非生产部门，是依赖于商品生产部门的，后者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当然，非生产部门的正常运作对于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生活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是讲的广义的潜质，那么除了极个别身体残疾者，绝大多数人的可塑性是很大的，至少也不会只能限制在某个或很少几个狭窄的行业。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普遍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接受较高的文化知识教育，从现有经验看是接受高等教育。而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离这个目标还相当远，我国的差距就更大了。正是受教育程度的重大差别，成了严重影响社会成员日后劳动能力差别的基础性原因。正是受到了这样的限制，使相当大数量的劳动者难以向社会提供复杂劳动。——这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造成的。 一旦较低或很低的文化基础知识已成事实，已就业的成年人，也并不是一点也不能再提高了。目前的在职教育各国几乎都已在成功地实施中，所谓人的教育是终生教育，其中职业技能教育更加成功。成人学历教育则是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但到目前为止的情况表明，大幅度提高了文化基础知识的成年人，占同类型较低文化基础知识人群的实际比例并不高，这是由多种社会原因决定的。下面我们看一个实际例子。 宁波市近郊农村，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原来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建设征用数量巨大，有些村的土地是全部被征用了。农民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与急剧上涨的市场地价相比并不算高，但对于被征用的村说来是一项巨款。大致说来，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资金分成三部分，一是按人口计算的村股份合作基金。目前相当一部分村是把这部分资金投向建设出租用厂房、店面铺房，年收益大都比较可观。第二部分是用于养老保险。第三部分是适当地给农民家庭分些现金。实际做法各地的差异颇大。但我们的重点是分析这些已经离土的农民的就业问题。 显然，文化层次很低、年纪也已不小的农民的大多数，是难以在需要较高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其他部门就业的。地方政府尽力设置的环境卫生维护、社区管理、城区绿化等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的岗位，为一部分离土农民开辟了就业之路，但不可能完全由此解决这些离土农民的就业问题。其中就有一些人无所事事，往往以搓麻将混日子。维持低水平生活的费用是依赖村级股份经济收益、子女有限的赡养费。从全社会整体讲，这也就是从劳动者角度来看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问题。这些原来所受文化教育属于低层次的成年农民大多数，终其一生，其知识层次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潜力实际已相当有限。客观地讲，这正是原来较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之痛。 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实际总是很困难的，从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劳动者两大方面讲都是如此。一定程度上，这是社会必须承受的阵痛。为减少这一类痛楚，社会当然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包括适当的社会补助、救济等等。更重要的，是要有前瞻性眼光。上面已指出，目前涌向城市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整体文化层次是低的。虽然这部分劳动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但他们已经是城市非农产业中的劳动者；与此相联系，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大变化，不可能再退回到以往的经济结构。虽然也应设法提高现有的流动劳动人口的文化知识水平，主要也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中通过实践来提高；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更重大的、根本性的。从更大范围讲，就是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的教育问题、是全国适龄人口的教育问题。在这方面如果目光近视，那才是真正遗患几十年甚至更长。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否已经具备了大幅度提高教育投入比重的条件呢？可以明确地回答，是具备了。多年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显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众所周知的。不得不说，在这一方面，中央政府是太近视了。多年运作的结果，教育投入比重仍然没有什么提高，是严重的失策。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方方面面都来要钱，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财政收入有20%甚至更高的增长，其中的增加部分中先有大比例的用于教育的增加支出，并预先就作好相应的规划，又有何难？试想，如果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5%左右的增长，还不是照样过日子？可见，事情的关键倒正是能否客观地认清社会的整体面貌，然后才是制订实施开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 2008-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