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主权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生产者效用、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可是这些利益、效用、效益的需要，是人类一直都存在的，难道一千年、两千年前的人们就不追求效用、效益最大化吗？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这种驱动力没有促成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在今天才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呢？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类经济活动存在着全球化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是物质性的障碍，一个是社会性的障碍。物质性障碍是交通和通讯问题，社会性障碍是国家主权支配的市场规则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无疑是首先出现了克服这两大障碍的人为奇观。
一、克服交通和通讯障碍奇观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而产生的，从前由于受到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全球化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人类突破交通障碍的奇观。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以说千百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突破国际交往的交通障碍。我们居住的地球陆地像一只螃蟹，在解决交通障碍的问题上，有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就是“地球螃蟹”的两只“翅膀”被割断了。若是我们在面前的写字台上张开一幅世界地图，然后看地图左边——在地球上以船只作为主要国际交通工具的时候，在苏伊士运河没有拉通地中海到印度洋通道的时候，早期西欧的经济、军事列强就想“国际化”了。但它们要“化”到东亚、南亚这些物产丰富的地方怎么走呢？它们要备足船只、燃料、食品甚至武装，从英吉利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出发，花上几个月时间，沿非洲西部的大西洋南下，绕道南非南端的好望角，再沿西印度洋北上，到达印度、新加坡、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这个交通的成本太高了，甚至要发生无数的死亡事件，因此这个“国际化”它怎么也“化”不了。
后来有人把这只“地球螃蟹”的“翅膀”给“吃”了。这个“吃”的过程十分精彩，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早在2600年以前，当时的埃及国王尼奇就想修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水道，但当他听说将有12万奴隶会在工程中丧生的时候，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杰出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就着手这一伟大工程，并竖碑文宣布他已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原来运河并非取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而是始自尼罗河，向东流入现在苏伊士运河航道途经的几个湖泊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大流士国王不过挖了一条水渠，把尼罗河水引到现在苏伊士运河途径的几个湖泊中一个湖泊，就树碑立传宣称他完成了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航道工程，其实这个航道只是一条河道。在罗马时期，虽经疏浚改善，泥沙依旧堵塞了河道，最后这条河道不得不被放弃，此后两千多年无人问津。直到1854年，法国外交家德莱斯帕斯向帕夏总督提出修造苏伊士运河的计划，法国的股东热情支持，但刻板、实际的英国政府却指责它“耗资太多，无法赢利”而不予支持。后来苏伊士运河耗时十年修成开通，固执的英国人仍然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传递他们的邮件。苏伊士运河长161公里、深15米、宽137米，打通了从欧洲到印度、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运通道，为所谓的“欧洲文明国家”来“国际化”亚洲提供了一条便利捷径。
我们再来看世界地图的右边，中南美洲又是一只“地球螃蟹”的“翅膀”。西欧国家和北美东部要到太平洋、夏威夷而尤其是澳大利亚以东太平洋中的这一大堆数不清的群岛（至今这些群岛仍然分属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同样也要备足船只、燃料、食品甚至武装，花几个月时间沿大西洋西岸南下，绕道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才能进入太平洋。我们可以想想，要是从南北美洲相接的地球陆地最狭窄的地方开一个“口子”，打通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运通道该有多好。这个事情在400年前就有人想到了，在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将近300年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曾几次梦想、勘察、筹划过修建巴拿马运河，但这些“心动”总是无果而终。最后还是由“吃”过苏伊士运河那只“螃蟹翅膀”的伟大外交官德莱斯帕斯，来“吃”巴拿马运河这只“螃蟹翅膀”。可是德莱斯帕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黄热病和痢疾，开工不到十年就死亡近万人。一些法国建筑工人从法国来时就自己带着棺材来，结果那些棺材还是没有空着回去。德莱斯帕斯无法坚持下去，被迫在开工十年之后的1889年中止了运河工程。14年之后的1903年，巴拿马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条约，美国政府获得开挖这条运河的权利。美国人在两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黄热病，并将痢疾绝对控制在发病区。美国政府从1907年到1914年，共用7年时间修通了巴拿马运河，现在每年有1.2万－1.5万只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经过这条运河。在人类第一次产业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欧美列强在赤道以上的地球中部打通了大西洋连接印度洋、太平洋的海运通道，从此以欧美强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文明就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包围和“国际化”广大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了。
在人类历史上从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从这两只“地球翅膀”被“吃”掉之后，全球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的发展都非常迅速，产生过许多里程碑似的变革，全方位的、立体的交通革命把人类历史截然地划分为完全不同的前后两段，前一段的几千年是一个非国际化的世界，后一段的几十近百年则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全球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扫除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消费和生产的自然地理障碍，给国际贸易、给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现在全球的交通还在迅速发展之中，因此全球化趋势还在加深和扩大。
我们再来看人类突破通讯障碍的奇观。20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的通讯，扫除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消费和生产的技术障碍。尤其是近五十年来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突破了地域时空的限制，互联网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缩小，“信息社会”、“地球村”些概念已经形成，地球人类被构筑在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中，生活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信息世界里。二十年以前，我们接受信息是有级别和等级限制的，那时要县团级干部才能看港台报纸，现在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可以上网去看全世界的报纸、电视。计算机网络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在这个信息社会的“地球村”里，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的流动空前加快，成本空前降低。例如纽约到伦敦的长途电话费，2001年是每3分钟1美元，现在已经降到了几美分。有人说这个信息社会往后发展，我们将会进入一个“零话费”时代，就是打电话不开钱，那么电话公司靠什么创造收入呢？靠短信广告和铃声广告，短信广告资源有限，短信发多了用户会烦，但是铃声广告是无限资源的无限利用。它把铃声变为广告，比如你打一个兴义的电话，那个铃声就变为“亲爱的移动用户，欢迎您到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观光旅游”，如果对方老不接电话，你就一直听广告。现在有人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上网，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没有谁不用手机。将来买手机可能只花几元钱，就像买一块电子表一样，又是零花费，谁不用手机啊，所以手机铃声广告是最大的广告市场。也就是在明年后年，12岁以上的人，每人有一部手机，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可以随时通话联系，我们还可以上QQ视频聊天，聊三天三夜也不开一分钱，加上交通又这么方便，那么这个经济还不“全球化”吗？所以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它降低了通讯成本，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克服主权和市场障碍奇观
交通和通讯的问题的解决了，但是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人为的障碍，就是国家主权支配的市场规则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展大规模对外贸易的国家是英国，最早对全球自由贸易作系统论述的人是英国人。十九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就极力主张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他还举例说明各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好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葡萄牙和英国生产葡萄酒和毛尼这两种产品具有不同的生产率：
葡萄牙 英国
葡萄酒 80人／年 120人／年
毛 尼 90人／年 100人／年
在这个例子中，葡萄牙生产一定量的葡萄酒需要80个工人劳动一年，而英国则需要120个工人劳动一年；葡萄牙生产一定量的毛尼需要90个工人劳动一年，而英国则需要100个工人劳动一年。可见就生产葡萄酒和毛尼这两种产品来讲，葡萄牙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高，因此从国际分工效率的角度看，这两种产品都应该由葡萄牙来生产，这就是亚当8226;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绝对成本学说。
但是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与斯密不同，李嘉图认为葡萄牙应该只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葡萄酒，英国应该只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毛尼。那么葡萄牙需要消费毛尼和英国需要消费葡萄酒怎么办呢？这两个国家可以开展对外贸易。葡萄牙可以用它8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的一定量的葡萄酒，去交换英国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的一定量的毛尼。那么这个交易葡萄牙愿意做吗？它愿意，因为这个交易对葡萄牙是有利的，如果它自己生产这一定数量的毛尼，需要90工人劳动一年，而它现在只用80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就交换到了这同样数量的毛尼，从而节约了10个工人的劳动量。那么英国愿不愿做这个买卖呢？英国也愿意做，因为这个交换对它同样是有利的。虽然英国用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毛尼）只交换到了葡萄牙80个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葡萄酒），看起来是亏了；但如果它自己生产葡萄酒的话，则需要120个工人劳动一年，而它现在只用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的毛尼就交换到了需要花12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的葡萄酒，它节约了20个工人的劳动量，因此对比起来是合算的。可见这个买卖做下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双赢”是国际贸易的本质，是国际贸易得以开展的首要前提，这就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根据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最有效、最合理的国际分工原则应该是：各个国家只生产自己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的、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并用这种产品去和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实行这一国际分工原则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外开放自由贸易。
但是李嘉图建立在相对成本学说基础上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人们实际的做法是：葡萄牙不会原封不动地用它的葡萄酒去交换英国的毛尼，而是要征收和提高英国毛尼进口的关税，使这个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毛尼产业；同样英国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用它的毛尼去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而要征收和提高葡萄酒进口的关税，甚至采取非关税的阻碍措施，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本国的葡萄酒产业。世界各国在开展国际贸易时，都是我希望你不要设置和提高关税，你希望我不要设置和提高关税，最后大家都设置和提高了关税，因此而造成众多人为的贸易障碍。我们把这个不理性的主权国家行为叫作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指导和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市场规则，就是五花八门的国家封锁、国家壁垒。国家本身是地区民族私有利益发展的产物，因此国家在性质上必然是地区民族私有利益最大的保护伞。但是人类经济活动在获得一定的交通和通讯支持以后，就必然要冲击自私封锁的国家壁垒。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各种国际协议的制定，就是在平衡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化、全球化趋势与国家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人们会主动采取这种平衡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矛盾的理性行为呢？因为国家封锁、国家壁垒造成了全球资源的极大浪费、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阻碍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为了充分、合理利用全球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各个国家不应在全球资源和产品的跨国流动中设置障碍。
为达此目的，世界各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来保证国际自由贸易的实现。不少主权国家都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最后建立了一个十分有效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在2001年底加入了这个组织。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发展到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的30％降到了目前的10％，全球贸易的95％是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的。这说明世界各国为了自己和人类的长远利益，都表现出空前的合作精神，都能理性自觉地牺牲一定的国家主权，作出一定的妥协让步。世贸组织的成立，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逐步加强，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从目前来讲，全球政治环境对经济全球化是有利的。从整个世界政治环境看，对和平发展有利，大国关系进入磋商、协调、合作为主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