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日本丰田公司提高效率取得竞争优势的例子
在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无疑是企业获得主动权的看家本领，是企业取胜之道的真正基础。当代社会，企业实际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了解一点这一类的实际情况，对于理解其中起作用的是什么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大有裨益的。
据《日本经济新闻》2007年12月18日报道：丰田通过提高效率与中国竞争。——
“今年8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对其国内主力生产基地爱知县的高冈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实现了人和机器人的‘联合作业’，这是过去40年来该公司首次对高冈工厂的生产线进行全面技术改造。
人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用机械臂非常灵巧地举起汽车前挡风玻璃，操作工人手扶机器人的机械臂将玻璃引导到车体前面，最后工人和机器人合作将玻璃安装到准确的位置。过去，这道工序需要两名熟练工人，而今只需要一人就能解决问题，原来最难的一道工序现在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
现在，在高冈工厂运转的机器人超过了1000名，是技术改造前的3倍。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20%，平均每50秒组装一辆‘花冠’轿车。该公司将工人随机应变的判断能力和机器人的操作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世界上最高的生产效率。
此次对高冈工厂的投资额约600亿日元。与改造前相比，现在的生产成本下降了将近20%，照此计算，年产50万辆汽车的高冈工厂只需花费40万辆的成本。
这一成本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是最低廉的，甚至可以说有些违背常理。日本国内工人月收入不低于25万日元，而在中国广州工厂的工人月工资仅为3.3万日元左右。如果技术革新能够填补工人工资8倍的差异，那么将这种工厂转移到国外其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丰田汽车公司，技术革新带来的实际效果已体现出来。位于丰田市的元町工厂一直生产‘皇冠’等轿车。过去，该厂的生产成本曾经是中国的两倍，而今，通过恢复人工运送部分零部件和逐步提高自动化水平，工厂包括人员开支在内的生产成本已低于中国。工厂负责人伊奈功一介绍说：‘公司一直在以中国的生产成本作为目标进行改革。’
在巨大市场的推动下，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正在飞速发展，世界汽车产业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法国雷诺—日产公司将超低价格汽车的生产委托给中国奇瑞汽车公司。这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的权宜之计，但丰田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
从作者所描述的丰田公司高冈工厂技术改造之后的结果来看，最重要的结论是，技术改造之后的汽车成本，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属最低廉，其成本甚至比工人工资收入远低于日本的中国广州工厂的成本还要低。该作者的另一种表述是，现在年产50万辆汽车的高冈工厂只需花费40万辆的成本。
问题是怎样做到这样的呢？首先，技术改造的进行尤其是重大技术改造的进行（本例丰田公司汽车生产技术改造就是如此），势必要有巨额投资。这些投资的最重要部分是体现为固定资产的增加，包括新的流水线、机器人、其他各种辅助设备等等。与此同时，形成了相关专利技术，成为企业的另一类重要资产。一般地，在此要假定，技术改造完成后，生产的仍是同一种类的产品，即未技改之前企业也有能力生产这种产品，不然的话，技改后企业的优势就更大了。大量的技改投资，必然有相应比例的价值以折旧的形式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通常与技改之前相比，折旧总额是显著增大了，至于此时分摊到每件产品的折旧额与技改前相比是否增加了，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生产量的增长幅度。当与技改之前相比，生产量以高倍数增加时，每件产品分摊的折旧额就可能反而比技改之前少。但生产量并非一定大幅度增加。本例丰田高冈工厂的汽车产量是否增加得这么多就有疑问，因为没有更具体的资料可作判断。假如本例技改后分摊到每台汽车的折旧费与技改前相比反而增加了，这时候就要有其他部分的成本减少来抵消。
本例丰田高冈工厂技改的重要结果是工人的大量减少。从企业成本讲，是工资成本的相应减少；从生产产品时实际消耗变化的角度讲，则是全部新加劳动量的减少。这就是说，和技术改造前相比，为生产每件产品所需要的活劳动量大幅度地减少了，其中每件产品中包含的工资额自然也显著减少了。
再一个原因是消耗的能源、原材料的相对减少和节约，例如和技改前相比，每件产品的原料、辅助材料包括能源的单耗率降低了。
总之，这样的实际例子是富有启示的。当生产的是同类产品时，正是降低成本的竞争成了决定各个企业能否有效益地经营、能否生存下去的基础原因。同时还告诉人们，工资的高低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对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固然是重要的，但事情最终取决于生产同量产品消耗的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的多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全部活劳动消耗与代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的工资的关系讲，各国的竞争与交往、国内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与交往的发展总趋势，也终将使后起发展国家随着社会整体经济层次的提高——包括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促成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的差距，而不是相反。从现实情况讲，后起发展国家在相当长时期里，大多数劳动者所支出的还只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与先进国家相比在劳动的复杂程度方面的差距，不是短时期就能改变的。
二、商品价值决定的历史与现实
对于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有种种疑问，或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例如人所共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大多数认为商品的价值——商品的销售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买者的主观感受。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产品的社会形式的历史演进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另一种考察方法。
无论奴隶主经济还是封建地主经济，各个奴隶主庄园或地主庄园，共同的特征都属于自然经济体。单个的自然经济体的相对独立程度很高，也就是说，各个自然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比较疏松，很大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这些庄园的产品是以怎样的形式得到承认的呢？既然连奴隶都是属于奴隶主所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庄园的生产结果自然全部属于奴隶主所有。撇开庄园的一部分产品到市场销售——下面再讲这个问题——庄园的产品只要是适合自身消费和生产上需要的，对这些产品的社会承认问题就已经自然地由此得到了解决。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之所以能生产出这些产品来，不可能离开奴隶或农民的劳动，也不可能没有自然之母土地这样的基本生产资料。这在例如古罗马加图的《农业志》和瓦罗的《论农业》描述的奴隶主庄园就表现得十分鲜明。其次是奴隶主或其代理人对庄园的地作生产、牲畜饲养等等要管理得当。不管这些产品是用于庄园自身消费，还是有一部分产品要在市场出售，这是奴隶主或其代理人指挥、管理会说话的工具奴隶生产的结果，总是明白无疑的。自耕农或佃农的情况与此类似。假如局限于庄园，对生产的社会评价也就只是取决于庄园主人。
至于直接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工程，如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规模巨大的各类公共工程的建设，帝王陵墓的修建，这些特定种类建筑的评价，自然就由工程的有权管理者来认可。其中要役使多少劳动力、征用什么种类物资及多少数量，也是由国家当局决策实施的。
一旦庄园的一部分产品在市场出售，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卷第9章，转引自人民出版社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可参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寿彭的《政治学》译本）。事实上，只要地主庄园、自耕农、佃农、奴隶主庄园向皇朝财政缴纳贡赋，产品在更大范围的衡量就成了必然，至于在市场出售的产品就更是如此了。但是，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量与所生产产品的交换价值量的关系，在不少重要的交易中尤其是在国外贸易中实际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高低的各种因素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各种专门技术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严重限制与困难、国外贸易和国内遥远地区间或严重阻隔地区间贸易的巨大风险等因素，与商品生产中劳动消耗量的差别因素相比，是更加重要得多。
可以举一点例子。人所共知，中国的造纸技术、印刷技术是在几百年、上千年时间里传入西方的；古代中国人只掌握了琉璃玻璃的制造技术，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是晚近时期才传入中国的；家蚕养育和丝绸的生产，长时期里只为中国所掌握，丝绸制品在未掌握蚕茧培养、丝绸生产的古罗马价比黄金；西方国家的钟表是在明末作为稀罕物输入中国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同样经历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生产上的这些重大差别，以及程度上逊色一些的别的种类生产技术在很长时期里孤立地、成分割状态存在于个别或少数国家，别的国家无法复制和掌握，使该产品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极大地脱离了有能力生产的国家中与其他种类产品相比的实际消耗比例。不同国家之间和同一国家自然或人为阻隔的不同地区的贸易风险，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些不确定的巨大的贸易风险，对于贸易商人却是现实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当然，另一方面，如果足够幸运，未碰到海贼、强盗的劫夺、杀戮，近于盗贼的国内军政当局的高额盘剥也还说得过去，所获利润是巨大的。——这样的巨额利润是建立在上面已指出的不同国家自然条件巨大差别、相关国家掌握的处于隔离状态的生产技术基础之上的。
很明显，与这些极难改变的或变动不定的高度经营风险相比，多花费或少花费了若干本钱，那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重商学派是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术形态的深层原因。尽管商品的交换历史极其悠久，但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那样的社会形态下，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限制着人们的眼光。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是难以深入探索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的。以至思维极为敏锐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也看到了，产品（商品）有两种用处，除了生活或生产中的使用，另一种用处是可以交换，——却还是难以在学术上再作新的重大拓展。
但是，因技术的高度阻隔而形成相应的贸易产品的巨大价格优势，或者，独特的自然条件成了限制某些产品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一类条件基础上实现的高额贸易利润，事实上总只能体现于个别的或少数商人身上。一个国家整体不可能指望通过这样的贸易而致富。后来的重商学派认为，商业国家可以通过大量商品的净输出、金银的净输入而致富，那自然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同时显露了重商学派的根本局限。——商品的价值问题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阐明，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就实际经济的发展和演进讲，各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因贸易本身而使交易的双方获利，更重大的意义也是贸易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现当代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上面所举日本丰田公司降低汽车生产成本与其他同类企业进行竞争，就是最重要的特征。前面讲到的古典社会成了巨大限制的各个因素，包括技术严重地阻隔于个别国家、高度的贸易风险等等，要么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要么变得次要了。但是，另一个因素，至少从影响商品的实际交易价格的角度讲，则非常瞩目，这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商品成交价格的影响。而且，引起供求关系变化的包括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但是很明白，尽管供需关系的变化对于企业的销售从而对于企业盈利的影响很大，通常，企业管理者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与经营建立在供求关系短期变化的基础之上，否则的话，那真是投机者而不是企业经营者了。——以预测供求变化为业务的直接基础，只是在商品远期交易、金融产品投资等方面才是合理的，而且也还是需要眼光远大。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自然会随着生活的实际进程而发生变化，就如企业对各种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会随生产的实际进程发生变化一样。但是这不会改变社会需求的一般特征。更不可能改变，在一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生产一定量商品必须消耗一定量社会劳动的客观规律。试图以需求的变化甚至单个需求者消费产品时享受程度的变化来阐明商品价值问题，其实是抛开了生产领域，重又退回到了流通领域。
现当代社会，劳动耗费才更显明地成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原因。这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同一生产部门中，或者说生产同种（同类）商品的各个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的竞争，以无声的、巨大的、不容争辩的力量，制约着实际的社会生产，同时也在基础层面上制约着各相关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竞争。这并没有什么难解之处。
生产相同种类商品的各个企业，其实际成本，无非是属于本行业的中等水平、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高于本行业平均水平这样三大类。讲到成本，归根结底，要么是企业购入的各种生产资料成本，要么是企业支付给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很明白，这些成本额，与主观感受之类毫无关系。供需状况当然会对企业的实际成本有影响直至很大影响，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只能建立在行业整体状况之上，所以中等层次企业就成了衡量点。不然的话，难免要被同行取笑了。如果高于同行业平均消耗成本相当多，是无法长久、正常地经营的。换言之，任何测算、计划之类，可供参照的行业标准自然是一般生产条件下的必须的成本消耗。在此基础上才是企业的成本目标和相应的物质条件及非物质条件。这个中等的成本水平在当时的一般条件下，企业将能取得中等水平的利润。并且企业经营者自然也心里明白，供求状况也要大致均衡。市场的实际供需当然会或者趋向供大于求，或者趋向供不应求，于是企业相应地将只能获得较少利润或者额外获利。
企业的生产状况则是另一种景象：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力求以种种方法降低自己的成本。而最为持久有效、也最能从根本上达到降低成本目标的，就是前面所举丰田公司的例子，即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达到降低成本的要求。
就销售来看，或多或少实现了降低成本的各家企业，以降低产品的卖价来吸引需求者、挤走竞争者。而现实的生产条件下，各家企业事实上都有其客观的降低销售价格的底线。只不过，各家的底牌依其实际成本的高低而有所不同。这样竞争的结果是，尽管各家企业的实际成本有高有低，并且，社会的生产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着，包括有些企业高速成长，有些企业因成本过高持续亏损被淘汰出局，平均而言，每件商品的实际价值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有降低趋势。撇开供需严重失衡，大体而言，各行业的中等水平企业所得到的是平均利润。
2008-2-26
附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本关于商品的两种用途译文如下：“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的话也相当重要，而且颇值得思索，所以一并引在下面。紧接上面引文：“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但这总不是鞋的正用，因为鞋的原意[是为了自己要穿着，]不是为了交换。其他一切财物的情况相同，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从前的人们各自所有的各种物品，或者太少或者太多：因此以有余换不足，‘交易’[物物交换以适应相互的需要]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随后看到的‘贩卖’[收购他人的财物，继而把它出售给另外一些人，以牟取利润]已是致富技术中不合乎自然的一个部分了。依照自然原则，人们两方如果已经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就应该停止交换[不进行无限制的牟利贩卖]。”
我们从上面摘录的亚里士多德的话，既看到了他的深刻和远见，又看到了历史的局限。这种局限本来很好理解，例如其中的“以有余换不足”，正反映着奴隶社会或更早的历史阶段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特征，封建地主经济或自耕农经济也是如此。但是必须指出，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也不是作为必然性体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要知道，近代、现当代的商品生产，自始就是为市场需要、为他人需要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而不是以有余换不足。身处现当代社会并试图对市场经济作点研究的人，如果仍然看不到这一点，所站基点实在过于狭隘了。实际上，即使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总体还相当狭小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其运行和发展中，必定会越出“以有余换不足”的范围。显赫的大商人的产生、商人阶层的形成，就是对“以有余换不足”否定的结果。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限制在“以有余换不足”的范围内，也是我国历史上长时期里居于主导地位的“重农抑末（商）”政策的共通理由。
类似地，现在不少议论商品生产如何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文章，总喜欢举出类似下述理由：商品生产促进社会分工，生产者专注于某类生产，和各类生产都需自己进行的人相比，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好、效率更高。——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亚当·斯密的一部分论述所反映的也是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特征。
2008-6-30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