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近10年来城市扩展速度过快，带来了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经济社会矛盾。
“叫缓”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呼吁终止恶性攀比城市硬件建设和城市规模扩展，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以城市集聚经济为增长极、“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家在发展战略上实现发展思路的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即在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上着力。
换个思路发展中国
——叫缓“城市化”进程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力于城市化的超常规发展。特别是近10来年城市规模以10%以上的速度扩展，城市集聚经济以乘数效应的速度放大，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由此，我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极在城市，在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群所形成的城市集聚经济。
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尺度，而且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带规律性的选择。17世纪前后，欧洲的崛起，得力于她的城市化，城市群涌起，托起了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城市经济取代了传统农村经济的主导地位，欧洲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具创新精神和最雄心勃勃的地区。这被今人赞誉为全球力量的第一次巨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得力于她产业特色突出、具有难以匹敌的竞争力优势的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一座座城市就是一条条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金的集聚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惟一的最强大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被今人赞誉为全球力量的第二次巨变。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亚洲正在崛起，这被人们赞誉为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变。（关于全球力量的三次巨变，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未来属于中国吗？》，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5月9日）
中国经济腾飞，作为亚洲崛起的重大力量，主要是城市集聚经济的持续高涨。这一点，我们从中国三次产业的比重就一目了然。如果以城市和农村来划分经济的布局，城市经济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农村，所以，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力。城市经济的突飞猛进必然需要城市规模的扩展和城市硬件建设不断升级，以满足各地竞争性吸引外资、外企以及人才等经济增长要素的需要。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不仅是中国城市经济圈增长带的增长极，而且其规模、其气派，都足以令世界上任何游客瞠目结舌、赞叹不已，成为国家可以拿得出手、非常亮丽的“名片”。
当我们在为中国城市建设支撑集聚经济效应、为中国经济崛起发挥主力作用而鼓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是在2050年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75%城市化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各地政府几乎都制定了城市化率的2020年、205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城市扩展和城市硬件建设继续保持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态势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就是城市经济的竞争”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代表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深入各地政府官员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迹象引起我的重视：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2004年、2005年连续两个侧重发展农村经济的1号文件，2005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在决定宏观调控上涨过快的房价的同时提出抑制城市建设规模，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多次提出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等等。这些迹象使我深入反思：以往走过的“城市化”是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吗？75%的城市化率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项吗？中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与包含的风险与以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代表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有那些必然联系？中国是否从现在起就要坚决抑制住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势头、着手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新的经济增长极究竟是什么？
一、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城市病”提前到来
从欧洲工业革命算起，发达国家现在所达到的城市化率，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是长期努力、自然增长，甚至是几经曲折、辉煌与伤痛同在的结果。而中国提出城市化，也不过10来年时间，急追紧赶，城市化率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目前仅达到37%的水平，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过全欧洲的总和。城市化率以超常规的速度提高，人为的因素很多，甚至与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脱节。急速膨胀的城市使“城市病”提前到来。一系列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经济社会矛盾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城市头上。由于城市的膨胀与国家整体经济水平脱节，严重背离城市化的性质和节奏，城市问题已经从各个薄弱环节喷涌而出，汇聚成“城市危机”。最近北京圆明园湖的防渗透工程引得全国一片哗然，“城市危机”极其醒目地跃入世人眼帘
显然，尽管城市问题早就有人提出，学者的警告在城市急剧膨胀的态势下实在微不足道。各个城市，特别各大城市的超常规扩展，同时也在加速了“城市病”的恶化。可以说，发展得越快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潜伏的重大危机越多。
我们在呼吸什么？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几家研究所联合发表的《中国城市污染控制》研究报告所言：“一些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属全球最严重之列。”虽然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控制城市污染，“中国城市仍然位居全球烟雾最重的城市之列”，“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
2003年11月广州“中国城市大气治理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说，近20年，我国工业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同时环境污染也接踵而来。城市污染包括烟尘、酸雨、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和细小颗粒物等，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和反应，形成复合型污染，造成空气能见度低，大气氧化性增强，并以城市为中心形成区域性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特大、超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于中小城市，尤以人口规模在100万—200万的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为最重。这些细小颗粒物在大气中的寿命长达几天到几周，运动范围有几百乃至几千公里，可以直接进入人的肺部和支气管，引发肺部炎症和呼吸道疾病，尤其对儿童的肺功能破坏较大。《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江三角洲发现母乳中居然也含有DDT毒素。2005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每年中国大陆超过15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另有20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社科院专家预计，中国净化环境所需要的资金高达4500亿美元，算上环境和自然资源损耗的增长，2004年中国经济9.5%的增长率就要减去两个百分点。在我国，仅仅是酸雨每年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高达1100亿元。
大地难以承受如此之重
大城市地面降沉速度加快。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4月23日电，中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调查成果通报会上透露，我国有5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出现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扩展到9.4万平方千米，出现地下水降落漏斗180多个，总面积约19万平方千米。发生岩溶塌陷1400多起，海水入侵面积逐年扩大
作为中国最骄傲的特大城市的上海，情况也最为严峻。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郑时龄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的高楼越盖越多，地表不堪负荷，陆地沉降现象日益严重，平均每年下沉1厘米，已经影响到地铁和高楼建筑的结构。到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的高层建筑数量迅速膨胀。目前，上海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100多幢，18层以上的建筑有3000多幢，另有3000幢正在兴建或规划中。过去10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建起这么多高楼，浦东的陆家嘴更是聚集了包括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和世界第二高塔东方明珠塔在内的大批摩天大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地球气温的上升，全球海平面也普遍上升，估计到2050年，上海沿岸海平面将升高5—7厘米，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地面下沉的速度，上海很可能“下海”。
地面降沉不仅威胁上海，对北京等大城市的威胁也一样严重。就北京圆明园湖防渗透工程来说，面对众多重量级专家的指责，《央视论坛》嘉宾、水资源研究学者李开发写出《我依然赞同实施圆明园防渗》一文。他认为，城市缺水问题尤显突出。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存在供水不足问题的城市有420多个，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70亿立方米。2002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多次出现缺水危机，所有储存的水不够使用一年。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许保玖认为，地面沉降的原因有30%来自高层建筑和重大工程项目本身的影响，其余70%则要归因于城市地下水的过分开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2米，最严重的地区水位下降可达3—5米；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也加速了地面沉降，北京东北部的累计沉降量竟高达5.9米，沉降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而北京城区面积仅490平方公里。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孙大胜撰文在《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指出：华北的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带来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全国总计有46个城市因为不合理开采地下水而发生地面沉降，其中沉降中心累计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的有上海、天津、太原。河北平原、陕西西安、山西大同等地区已经发生地裂缝，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因地面沉降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长三角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范围近1万平方公里。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的地面下沉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这些如果不能得到改善，“沉默的土地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摩天的大楼与摩天的房价
我之所以要着重谈房价，因为楼盘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楼盘的兴衰不仅牵动几十个相关产业的命运，而且直接影响这个城市的形象和经济活动成本、市民生活成本，乃至国家金融业的沉浮。
三大因素支撑大城市房价飙升。一是消费需求旺盛。政府把大城市作为名片，大量财力投入城市建设，城市走在现代生活的前面。不仅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消费需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居民、乃至富裕农民也有巨大吸引力。人们消费的不仅是住房，还有这个城市。这个消费需求之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会持续；二是消费能力增强。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能力。购房成为他们消费大宗物品的首选；三是国家更加严格控制土地，市民普遍认为楼盘会是稀缺消费品。物以稀为贵。三大因素汇合一起，致使房价一涨再涨。高歌猛进的房价增大了房地产倒买的利润空间。“温州炒房团”几乎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席卷了一番。几经折腾，房价已不再是消费需求的真实反映。反映消费需求的真实房价，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房屋100个月租金的总和。上海房价已超过这个总和的4倍以上（尹伯成《不合理的房价租金比：一个危险的信号》。上海《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足以见房价虚高之重。
如此虚高的房价只能使大多数真实消费者望洋兴叹，大多数高价位房屋是在投机者之间倒腾。上海市中心的高档楼盘中有40%—60%为投资者所购买。在击鼓传花的欢声笑语中，上海平均房价在3年时间里翻了一番。仅2004年10—2005年1月，就上涨20%。2004年年底，上海市中心的房价最高涨到每平方米1.7万元。处于中等收入的上海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只买得起2.5平方米。专家警告，上海的房价已接近1997年香港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水平。上海的房屋空置率已达13%，其中黄浦区高达18%。国际上把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设定的空置房率警戒线是10%。
疯狂飙升的房价，不仅会制造出房地业泡沫，这个泡沫一旦破裂，将给国民经济特别是国家金融带来重创，更普遍的危害是抬升了二手房的房价，抬升了经济实用房的房价，增加了更多普通市民的消费难度，给大多数人想改善住房的希望带来重创。疯狂飙升的房价，一害国家，二害市民。3月3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重申了特别是控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规模，坚决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上海、北京楼市成为这次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风暴眼。
但是，如果城市人口激增这个所谓的城市化硬指标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可预期的购房需求量仍会增大，地方政府和投机商博弈中央宏观调控楼市的基础存在，房价上涨的态势完全有可能死灰复燃。
危机的扩散
城市危机的危害远远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比如，最近中国环保总局指出，三峡污染防治工作进程缓慢。亚洲时报在线记者亲眼所见在位于三峡腹地的重庆市城市建设过程中带来一连串的环境污染问题。重庆市水利局的消息称，高等级公路修建、沿江房地产开发正在成为重庆市水土流失的首要“元凶”。 有专家就此提出警告，大量泥沙流入长江，会影响三峡水库的长久安全运行，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亚洲时报》《重庆城市污染凸现三峡工程前景堪忧》一文明确表示：如果当地政府为了眼前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而一直罔顾三峡工程面临的安全危机，那么这个号称“举世瞩目”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岌岌可危（《亚洲时报》2004年12月4日）。
城市危机影响水电站安全，已有覆辙之鉴。《经济观察报》在一篇名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因果报应”的报道，“2003年10月14日，由于所有过水发电设备被严重腐蚀，历经多次大修更换无济于事，中国最早的水电站——云南华电石龙坝发电厂宣布停产。” “这座集文物、教学、旅游、发电为一体的综合性电站，始创于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一直运行良好，90年来不废不衰，没想到会在2003年的几个月中设备瘫痪、大坝将倾。”由此人们想到重庆的环境污染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破坏性影响。
二、“叫缓”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
城市化不仅直接体现为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展，以一利于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城市化的直接主题是工业化，从而加速了对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所以，在发达国家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里和所留下的光辉灿烂的足迹上，依然有凝重的斑斑血痕。发生在早期的英国的“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失地”，失地农民流浪城市后又被边缘化，几乎经历了几代人的震荡。历史学家视发生在英国之后四处扩散的“圈地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石。这些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以大炮和战舰开拓殖民地掠夺世界资源和环境污染最重的国家。伦敦作为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污染也就最重，成为环保史都会大书一笔的“雾都”。德国是工业相当发达的国家。用今天游人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花园国家。在享有环保美誉的同时，也曾有环境污染严重的伤痛。横穿著名工业城市汉堡的易北河，全长约1100公里，曾是德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在70、80年代，汉堡上游的易北河经常浮现死鱼群。经过10来年的治理，易北河已恢复到1900年时的水平。即使如此，这些鱼类目前还不能食用，受污染程度仍超过德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参见光明日报驻波恩记者方祥生《保护水资源 节约和治理并重》。《光明日报》2000年8月24日）
科学的城市化之路
今天，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已经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在推进城市化中，不仅十分注意对土地的保护，对资源的可持续开放与利用，对环境的保护，而且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关系。在大而专的关系上，更注重城市经济支柱产业的扶持；在速度与可持续的关系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在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的关系上，更注重环境保护；在城市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上，更注重软件建设；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协作上，更注重协作；在城市自身发展与周边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上，更注重与周边经济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获得的经验。在这方面，与欧洲国家城市化相比慢了半拍的美国，堪称在城市化方面探索并践行科学的、理性的城市化的典范。美国的城市化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忽视城市的行政级别，注重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发展城市。今天的美国有两条经济带。一条是从波士顿到纽约华盛顿密集的城市经济带。这条经济带注重依托东海岸的地理环境优势。虽然华盛顿是首都，人口也仅55万，不到中国首都北京的1/10，在中国只能算中小城市。而纽约，不仅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美国的另一条城市经济带是从旧金山到硅谷到洛杉机，是高科技产业带。这条经济带依托的是高科技产业集群优势；二是忽视大而全，突出城市的产业强项。美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产业强项，这些产业强项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辉煌，城市与产品同在。城市传播到哪里，产品就传播到哪里；产品远销到哪里，城市就影响到哪里。如洛杉矶的好莱坞、迪士尼，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三是忽视人为构市，注重城市化成本。为什么美国的大城市主要布局在东西海岸和南部海岸，就因为在这些地方发展城市比较成本低，集聚效应高。基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美国中部难以形成产业集聚和成长，因而也就难有规模大的城市。
对中国的“城市化”存疑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甚至利用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历史瞬间”来消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我们则要在短时间内追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的目标，既没有“历史瞬间”可用，没有车时间来消化城市化的矛盾和问题，还要受世界资源告急和世界环保组织的干预，甚至在已有城市化规律可行的情况下，依然任由城市规模在恶性竞争中自发扩张。如此等等，有理由追问：这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吗？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力于城市化的支撑，如今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东深圳为增长极的大城市经济圈，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些，我都毫不怀疑。“叫缓”城市化进程，并非“叫停”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提升的速度太快，成本太高，已经背离了科学规律，报应正陆续降临。 “叫缓”城市化进程，就是强调尊重科学、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我们不能重道发达国家曾经的覆辙。中国的城市化，要在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好城市化之路。
两个“过分偏重”
按照那些用沉重的代价铸成的城市化的基本要义来衡量，我们的“城市化”是本末倒置的“城市化”，因为我们几乎是重复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初期的老路，付出了同样高昂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何等高昂我们已经从终止黑色GDP、呼唤绿色GDP的呼吁中可以看到。在社会成本方面，包括日愈加重的城市人口压力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等，以及日愈严重的城乡差距。总之，正因为中国经济腾飞得力于快速的城市化，经济腾飞中支付的成本和增长的危机及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时也与背离科学规律的城市化息息相关。
即使我们遵循了城市化的要义，在发挥城市经济的特色效应和集聚效应上着力，如此快的速度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如快速提升的城市化率一样雪球般滚大压在城市上。何况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过分偏重于城市硬件建设和城市规模扩张。
这两个“过分偏重”，源于两枝“恶之花”，与中国不好的市场经济有关。
“恶之花”
城市化率的一个硬指标就是城市人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占的比例。提高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力，必然要扩张城市面积。在向农村拓展的过程中，置换出来的土地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年，成克杰、慕绥新，好多官员栽进土地交易黑箱？无论是城市拓展用地、城市改造拆迁用地，还是城市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演绎了多少官商勾结共谋私利的故事？所谓因势利导，由于城市化中可以获得太多的非法利益这个诱导，助长了城市发展离开正常轨迹恶性膨胀的趋势，如脱缰野马。非法经济利益是第一枝“恶之花”。
第二枝“恶之花”是昭显政绩。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对上、对外宣传的“名片”，自然也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集中的地方和最能昭显政绩的“丰碑”。把城市硬件建设搞上去，特别能昭显政绩。政绩是第一重要的。官员之间的竞争必然带来城市硬件建设的竞争。政府把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而对农村建设往往是象征性地敷衍一点，政府这样做，本身就不公平，更何况在城市面积扩展过程中，有专家统计，政府从城市化后的农村土地中共掠走2万亿元以上的土地增值资金。获取远远多于给予。这样的城市化怎么不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差距呢？大广场、宽马路、标志性建筑物，大家攀比。什么城市的历史文脉呀，城市支柱产业的特色呀，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呀，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呀，城市带农村的功能呀，等等，不是不重要，但都排在第二位。如此第一第二，本质上是本末倒置。在这样的城市发展思想支配下，城市化能科学合理推进吗？
三、换个思路发展中国
左轮泄了气的快车
大国的优势，就是发展复合型经济，经济单一化注定失败。尽管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毕竟，中国是农村土地面积和农村人口数量超过2/3的国家。中国农村经济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就此，中国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大版快组成，理应形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复合型经济。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都知道农业是基础，都知道抓住了农村这一块，就抓住了中国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要害。20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却是事与愿违的历程。中国改革发展从农村起步，但好景不长，一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被远远地抛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了。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走过筚路蓝缕的初创期，呈蓬勃发展态势；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入完善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全线铺开。而农村，还处在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阶段。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里，农村没有普遍形成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绝大多数以个体经济的力量应对市场竞争，市场主体羸弱之至，不堪一击；农村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土地，产权不明，既难以流转，又难以优化配置，与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度相比，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可以说是停留在起步阶段。农村市场主体羸弱，产权改革严重滞后，何以经得起市场一体化的冲击？这样的市场经济，怎么不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呢？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城市经济这一个车轮充足了气，农村经济这一个车轮早已泄气，这样的高速运转，既有经济问题，又有社会问题，能不使人忧心忡忡？
20多年来，特别是近10来年，在“城市化”的主导下，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表明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就背离中国国情。没有任何时候如今天这样有对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这样迫切的心情。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都在城市经济这一块。
城市化这条路走不通
当我明确指出再用45年的时间实现现在发达国家75%的城市化率，这条路走不通，只基于一个理由：这不适应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国情。
我们先假设一下，照现在的速度，2010年城市化率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2050年达到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值75％，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据2005年3月出版、中国科学院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计算，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总计2.5万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未来50年中国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将达15万亿—16万亿元人民币，为2000年GDP总量的2倍。中国的发展有必要、有能力支付这样沉重的代价吗？即使有，11亿以上的人口集聚在城市，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仅仅是水资源消耗，就是一场灾难。中国城市土地难以承受这人口之众。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源自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中国经济增长之痛，过分注重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每创造的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这样的能源消耗，中国的资源支撑不了，世界的资源也支撑不了。比如，中国高速增长的汽车生产量，主要满足急剧增长的城市私人用车。如果25年之后达到美国现在的私车保有率，将是11亿辆，而今天全球也仅7.95亿辆。仅仅中国汽车消耗的油量，就会令世界不安。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追赶的目标，都需要重新审视。任何经济增长模式都有它增长的极限。人口压力和资源瓶颈都预示着这个模式的增长极限好快就会到来。我们应在增长的极限到来之前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土地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个基本国情。高收入、高城市化率的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国情。所以，中国不能走先城市化、再“逆城市化”之路。我们从现在起就应着手换个路径发展中国。
1999年1月，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回答中国《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问时就指出：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是中国的最佳选项。在他看，中国有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的基础和潜在实力。如果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可以使中国将在50年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绝对强国。遗憾的是，托夫勒的建议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至少没有进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呼之欲出的“生态化”时代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农业是充分依托信息产业革命的成果、顺应未来发展需求的现代农业。我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农业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在第一时间接触他的思路时，我的认识还停留在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上。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增长的极限越来越接近和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学者深表忧虑，我看到以城市集聚经济为经济增长极的运行模式难以为继，进而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第三次浪潮农业所开创的前景。因此，呼吁“叫缓”城市化进程，第一层意思是即使假设过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存在重大问题，而75%城市化率不适合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占有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国情，因而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选项；第二层意思是开始从以城市集聚经济为经济增长极的运行模式向以第三次浪潮农业为增长极的运行模式转移。因此，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不仅仅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然，完成这个转移，并不是全部放弃城市化，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朝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方向着力，制定近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使日益壮大的第三次浪潮农业经济逐步替代城市化经济。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们还是普通百姓，都知道抓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就抓住了中国的基础和要害。可是，为什么改革发展20多年来，农村经济总是放在次要位置？一方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城乡差距日愈扩大， 信息化产业时代决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终点。生态化产业时代已经呼之欲出。科技越来越发达，物品越来越丰富，生活越来越美好，世人对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越来越重视。医药、保健、食品、旅游、观光、休闲，以及一切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产业，都是生态化产业的对象，都是第三次浪潮农业的对象。
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不仅是对中国农村经济是一场革命，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场革命。托夫勒设计的具体步骤有可行性，但中国农村的基础条件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策划、实施，一步一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