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精英，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恼羞成怒，这种种可笑现象，都被赵磊先生揭诸纸上了。实际上，赵磊先生已经点出了主流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困境－－既不能解释现象，更不能解决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引进我国之后，一度被当成真正“科学”的理论。然而正如赵磊先生指出的，随着这个理论在现实中被撞得鼻青脸肿，主流精英们理屈词穷之际，只好以蛮不讲理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了。在这里，我只想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角度，把张五常之流的见识拿出来晒一晒，来个高低立见。 关于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张五常有个高论：“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100元的钞票掉在繁忙的街道上会很快消失（尽管纸片不会消失）。”（《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本来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现象：为什么一张人造的纸片很快就有人捡起来，而街上的乞丐却常常被人熟视无睹？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之后，启蒙思想家好不容易才把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却沦为一种人造纸片的奴隶？ 这种像苹果落地一样司空见惯的现象，实际上在纸币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注意到：“黄金从它的本身性质说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却到处被人们看得极珍贵；本来黄金由于人才获得价值，也因为人加以使用才获得价值，可是人反不如黄金值钱。”（[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页） 要是让马克思来分析，他就能进一步指出：“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钱统治人的事实说明，市场经济仍然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追随者们，有谁能悟到其中的吊诡？
回到马克思，我们就会明白，钱统治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货币拜物教现象，是人的异化的结果，即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个人和社会活动的产物会转变为脱离他们自身的、既独立于他们又支配他们的某种东西。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揭示导致异化的原因，从而找出制度变革的方向。可是这么一个可以引出大理论的现象被张五常白白糟蹋了，他居然把社会病态说成是经济规律！现代的所谓经济学大师，就算被苹果砸破了脑袋，也发现不了万有引力，但却好意思把经济学硬往物理学上靠。“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页）
实际上在凯恩斯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一步一步地堕落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境地了。主流经济学家除了自弹自唱自吹自擂之外，已经不能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新思想。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21世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和20世纪60年代乃至更早30年代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所忧心的增长、稳定和分配，也正是昨天所担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令人满意吗？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否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的果实能否在全国公民中公平地分配？”（[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页）
三大问题横亘在经济学家面前，大半个世纪都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就是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这样的现状，靠几个见识浅薄的精英们胡搅蛮缠无理胡闹就能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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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凭什么恼羞成怒？ 作者：赵磊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3-13改革30年以后，面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甚至两极分化问题，大多数国人基本上已经能够理性正视，官方也不再刻意回避。这说明人们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已经越来越理性。然而，有些人直到现在也拒不承认这个地球人都早就知道的事实。
比如，在年前一次新闻对话中，张五常不仅拒不承认，而且还恼羞成怒。当记者问到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是否过大时，张五常急了：
“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做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是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无可置疑的。”
“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是什么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当记者提供有关的基尼系数时，张五常勃然大怒：“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韩福东：《改革存在问题，但可以打100分》，《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7日）
张五常的说法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张五常的恼羞成怒在逻辑上看，几近于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1）“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并不等于“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两个问题；
（2）在更科学的数据公布之前，有关方面提供的基尼系数就是权威，就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何况这个计算已经得到了反复的印证；
（3）你不同意公认的权威数据，你可以从新计算并公布出来，用“谁算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之类的恐吓，就想推倒贫富差距过大的结论，这才真是“胡说八道”，更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见过不讲理的教授，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教授。
有些人虽然承认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但却拒绝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关联作用进行起码的检讨，比如朱学勤和张维迎：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朱学勤相当激动地说：“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此‘手’‘脚’颠倒，鱼目混珠，还很有舆论‘市场’！”（朱学勤：《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1日）
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当然与政治体制的某些缺陷有关——比如腐败问题，就是人们最为诟病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或许只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把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都一股脑地归咎于政治体制，未免天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可疑。即使是在“好的”、“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按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其他国家应当模仿的榜样），贫富分化也并没有因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人间蒸发，很不幸，它照样存在。
比如美国国内税收署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继续扩大，最富有的少数美国人占有的国民财富超过1990年代的股市泡沫时期，贫富差距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2005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大大高于前一年19%的水平。处于收入分配天平另一端的50%的低收入纳税人的收入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百分之13.4的水平。
没办法，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与市场经济的确有着某种内在的天然联系。因此，不要一检讨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就扣上“反市场经济”的大帽子。朱教授说左派“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其实是朱教授自己在拿“政治体制当市场经济之替罪羊”。
面对贫富差距，张维迎倒是十分“理性”，他说：“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为什么是一种误解呢？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理由：“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张维迎：《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学习时报》2007年12月17日）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技术扩散能使普通人受益，这当然没错。然而，张教授就此得出市场经济不会造成贫富差距，甚至能缩小贫富差距的结论，就太令人喷饭了。
按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说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优化资源配置。怎样“优化”的呢？“优化配置”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看过《动物世界》的孩子们都知道，优胜劣汰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一级是强大无比的食肉者胜出，另一级是弱小无力者被无情地撕碎。
在人类社会，优胜劣态的结果同样没有任何悬念：两极分化。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优胜劣汰只有通过两极分化来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才能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盼望的效率的源泉之所在，而且也正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不过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只承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却又否认市场经济拉大收入差距、促使两极分化的作用，这样“美好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恐怕还没有出现。
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就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这不仅是经济学的常识，也是被反复证明的经验事实。张维迎之所以把这个常识看作是“一种误解”，就在于，他把“贫富差距扩大”与“普通人受益”截然对立起来，将两者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事情；换言之，他把“普通人受益”等同于“差距缩小”了。
其实，“普通人受益”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差距会“缩小”。在“普通人受益”的背景下，贫富差距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比如，封建社会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原始社会的酋长要高得多，但封建社会的贫富差距比原始社会也要大得多。
回到现实中来：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受益）的情况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相对拉大，这难道不正是中国今天的事实吗？
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应当尊重起码的事实吧。否则，不论你是著名的什么“家”，还是知名的什么“教授”，都只能让人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