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22日，教育部在其官网就《中小学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意见稿要求，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专家认为，这是教育部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还是难以抑制择校的“暗流涌动”。 近几年广遭诟病的幼升小、小升初阶段的共建入学，也是择校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同的是，共建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公共权力和资金来共建，而一般的择校，使用的不是公共权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近几年，中小学择校热在大城市愈演愈烈，尤其是共建问题，由于涉及运用公权力为少数人谋特权，越来越引发争议。同时，也引发业界对我国目前中小学阶段招生方式改革的思考。 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要推进教育放权改革，不去引入教育的民主发展和机制，我国教育乱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2012年东城区的推优比例为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三个区平均为21%。非重点校和重点校相差特别悬殊，比如，示范学校有110个推优名额，普通学校只有2个名额。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 “北京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和条件，出现共建生，逐步取消可以，一下子取消很难。”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副主任日前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储朝晖对北京的共建生模式颇有研究。 “近二十年来，北京创造出行政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共建招生的模式，从个别现象发展到制度化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通过这个隐秘渠道，都有众多孩子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共建”一词原本用在“军民共建”等语汇中，指双方为实现同一目标各出一份人力和财力。可如今，共建成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子女入学的一条“隐秘通道”。所谓“共建生”就是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的互利互惠、利益交换。 “共建的学校是为特殊群体服务的特权学校，一般来讲，共建学校从总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但是质量很好。而共建的单位也是拥有一定的特权和信息，为权势部门提供上学的便利。”熊丙奇说。 “共建”这个名词有20多年的历史，但北京的权贵学校早就存在。储朝晖告诉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然而这种办学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了批评，认为教育政策应向工农开门。 此后，办干部子女学校名义上不存在，但招生一直在进行，这个传统也一直传下来。到1978年恢复高考，把高考作为导向，在中小学阶段共建被提出来，北师大二附中、北京四中等学校成为干部子弟就读的学校。 “总体来讲，共建就是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和资金去为内部员工买受教育的机会。”储朝晖说。 近些年，随着入学难、择校热问题逐年突出，共建生问题被公众广为诟病。 “共建生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既得利益，部委机关很多是参与教育发展决策的机构，而在决策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会朝着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方向去决策。这样一来，决策成为特权参与决策，而不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决策，所以不会取消共建。这样一来，在特权制造的既得利益，无法推动教育公平。”熊丙奇说。 实际上，择校问题主要出现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而共建则是择校的一种方式。熊丙奇认为，教育部此次强调免试就近入学，是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结果还是会导致择校现象的“暗流涌动”。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随着共建需求激增，北京共建招生模式已经从此前的免试演变为通过考试筛选，淘汰率甚至达到50%。 在北京，人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四中、黄城根小学、实验二小、中关村二小、人大附小等都是国家部委、大型国企央企争相共建的热门“牛校“。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学校在共建生招生上，更趋向压缩招生名额，招收收益大的学生，减少招收共建生对学校的影响。 推进教育放权改革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 储朝晖认为，共建问题的愈演愈烈，也与我国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校办产业、合作办学，都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所以教育行政部门，长期以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导致整体教育资源更加不均衡，择校更加严重，学区房价格越来越高，家庭为择校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储朝晖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多年未实现。 直到今年年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而此前的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3.66%。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恰恰需要监督政府部门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就要改革政府部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国外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的预算，并监督预算执行、落实，但我们国家是没有的。”熊丙奇说。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储朝晖说。
他认为，“共建生”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纵横壁垒，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社会层级存在，导致纵向权利不平等；二是学校之间存在质量差异，或政府对不同学校的政策、投入存在差异，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学校间是平等均衡的，谁还需要掏钱‘共建’呢？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特权，谁又能要人家与你‘共建’呢？往往这两个基础相互共生，权利的不平等导致校际伦理丧失，学校之间既不平等又难以均衡，共建这种形式才会愈演愈烈。”储朝晖说。 熊丙奇认为，教育乱象的所有核心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在行政部门，制造了特权，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他认为，取消特权，教育决策应该是民主决策，比如学校的发展应该由公众民主决策，而不能为少数群体服务。 “推进放权改革，不去引入教育的民主发展和机制，我国教育乱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熊丙奇说。而储朝晖认为，取消共建，应该从源头上公开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改革试点。“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不解决，小学就近免试入学就不能落地。”熊丙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