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1937年，刘国钧的大成公司注册资本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元，公司拥有的设备，纱锭达到四万六千五百枚，占全国华商的百分之二，布机一千七百三十五台，占全国华商的百分之七，印染能力为日产五千匹，居全国之首。马寅初在研究之后，叹道：“在全国纺织业日趋萧条的情况下，惟大成公司八年以八倍速度增加着，这是罕见的奇迹！”这一奇迹的诞生离不开刘国钧对大生产的领悟和出色的管理能力。痛心的是，正当刘国钧与无锡的荣德生相约大举之时，卢沟桥战尘飚起，接着“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刘国钧的事业必然地卷入了民族的灾难。全面抗战开始后，刘国钧倒没有过分慌张，反而很乐观，他三次去过日本，料定中日必有一战，迟打不如早打，反正我们拖得起。他在之前的访日报告中说：“日本从表面上看很凶狠，其实是外强中干，国小资源少，利急战。炮声一响，各业皆停，战事若有拖长，不可思议，吾国是以农业立国，当然比他经得起拖，胜利是当然的。”尽管从战略上看，刘国钧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战争破坏性和残酷性还是让他始料不及。他甚至寄希望于外国，他说：“上海乃外国利益之所在，西方国家都重实利，战事一久，各国必受其害，当会群起而干涉之，日本成为众矢之的，必将知难而退。” 1937年8月27日夜间，日机轰炸常州火车站，常州一片惊恐。刘国钧此时倒是产生了一些乐观的幻觉，认为日机既炸车站，铁路又是运兵的重要工具，此举说明日军无意西进。他很快得到了一些好处，沪宁铁路中断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客商东去上海受阻，云集常州，常州纱布价格暴涨，市场空前繁荣，刘国钧获利倍增。这不由让他想起辛亥革命那年的一次成功的赌博，战乱是破产的前兆，也是发横财的良机。因此，为了更加丰厚的利润，刘国钧一心放在抓紧生产上。而国民政府特意派出专员去常州面晤工商界人士，许诺国军可以支撑半年之久，工商业者无需做转移物资的准备。这正对上了刘国钧的侥幸思想，当卢作孚从四川派人来询问今后打算时，刘国钧的回答是“容暂缓”。不料时局急剧变化，从该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下旬，日寇大机群轰炸常州，大成二厂成为重要目标，全厂立毁，大成一厂毁坏过半，三厂毁坏车间三处。 硝烟让刘国钧清醒过来，一方面急电向卢作孚求援，卢作孚当时正在南京部署十万吨军需器材的运输任务，手上尚有多余吨位，急派人去常州协助刘国钧。另一方面，刘国钧将大成公司的职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守，一部分迁往上海租借，一部分西撤武汉。对于物资，大成一厂所存的原棉已基本生产完毕，迅速出售换取现金，二厂已经炸平，清理残骸堆放，三厂的机器刚安装完毕，全部拆卸，组织木船千条运镇江转民生公司轮船运往武汉，原来存于上海货栈的大成三厂的新机器，暂存公共租借。常州各仓库库存布十七万匹，纱四百四十件等，或转运，或寄存于私宅。11月9号，上海国军全线退却，运河航道中断，运武汉物质，第一批安全到达，第二批被炸，剩下的折返南通港。木船千只中途被炸，一部分流散苏北，一部分返回常州。大成公司损失惨重，1946年统计造册，直接损失：被毁建筑物7762平方米，合价148.8万元，机械设备损失，合价106.8万元，棉花、纱、布等损失合价164.9万元，其他原料损失93.3万元，共计损失513.8万元。间接损失，可能的生产额损失（以1936年为标准）8000万元，可能的利润损失1277.6万元，损失总计为1791.4万元（以上皆为银本位值），其他损失，如搬迁、防空、救济、疗伤、抚恤各费用未计入。 国家残破，刘国钧到了镇江，镇江官商撤退一空，商会会长陆小波已去泰州，派人送来船票，刘国钧搭乘最后一艘英国轮船驶往武汉。来不及去伤感损失，刘国钧便开始着手组织生产，他把从常州撤来的250台织布机和员工全部并入大成四厂，立刻安装，从速开车，以应付市场需求，又将运来的十万匹布一部分出售换取现金，一部分运往香港，换成外汇。大成四厂是他最后一个基地了。此时日货绝迹，国货独占市场，大成四厂每周开工二十一班，仍供不应求，但刘国钧估计好景不会太长，日本人下一个目标必是武汉、广州，他一方面让工厂加紧生产，一方面做好了撤退四川的准备。 武汉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刘国钧便决定返回上海处理事务，当时日军南北对进，徐州一带战云密布，上海和苏南暂呈真空局面。原来打算装备大成三厂的设备除被炸的外，一部分运往武汉，一部分留置上海，另外上海还库存着大量的纱、布和其他物料，这些都等着刘国钧去拿主意。对于他去上海的决定，家人和部属纷纷反对：“千金之子，不斗于市，死生莫测之际，不逞匹夫之勇。”刘国钧的理由是：“君子自爱不自贵，留业不留命，我去得应该。”当时有小报曾报道此事，其中有一句：“刘国钧要钱不要命。”既然他执意要去，亲友部属便争相护送，刘国钧也不同意，他说：“这不是插标卖首，惹火烧身吗？”他便穿着蓝布衫，背把雨伞，带上一个伙计上路了。走之前，他像安排后事一般，交待好了一切。 aihuau.com
颠簸十五天，刘国钧辗转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呈现出一种滑稽的景象，一边是华界，日本兵端着枪虎视行人，一边是租借，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常州撤退上海的大成员工正无职赋闲，刘国钧决定利用租界“孤岛”的特殊条件，重办企业。刘国钧指示华笃安将残存的机器偷运上海，向租借当局登记，注册资本150万元，为防万一，挂英商牌号，取名安达公司。 之后不久，武汉三镇便陷入一夕三惊之中，刘国钧随即结束大成四厂，部署撤川。此时山城已人满为患，刘国钧租来一所小房子，将家人和武汉撤来的人员，安置其中，大家挤在一起，睡地铺，站着吃饭。战火离乱，众人都很忧郁，刘国钧却总是慷慨激昂地鼓励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不了从头再来。其夫人却与人说：“心苦自己知，整夜不睡觉，在房间里走步子。” 在重庆，在卢作孚的帮助下，刘国钧与人合股重起炉灶，建起了大明染织有限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刘国钧任经理。大明当年产布近七万匹，翌年大增，获利35万元，产品销往成都、重庆、川北各县，部分进入云南、仰光和河内。尽管刘国钧资金紧张，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件让别人不解的事。战前，大成公司的财务周转，主要取贷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机器、厂房和物资做担保，到常州沦陷时，累积欠款达到二百五十万元。如今，常州的厂房已毁，机器残破散失，抵押品已失去作用，其他各厂也是如此。鉴于这个原因，中国、中央、交通各银行对清理欠款时，拟定了归本无息的办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做出折扣归还的规定。既然大家都在困难中，既有规定，行之当然，而刘国钧却做出本息全部归还的决定。众皆哗然，更有人背后笑他傻帽。刘国钧却不为所动，他引用孔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刘国钧去见商业银行的负责人陈光甫，把欠款全部还清，余款转存入沪渝两地的商业银行或转结外汇。陈光甫很感动，二人以道义交，瓜李互根，战后，大成在困境中仍能快速发展，曾深得陈光甫相助。刘国钧说过：“生意场上不要烧断头香。”其有先见之明若此。 抗战时期的昆明不仅是大后方基地，而且是国际交通孔道，刘国钧亲自考察后，在这里设立 “复大布庄”，从这里再向四周辐射，进出越南、缅甸，通向国外。刘国钧把昆明的据点布置好，又沿着滇缅公路经保山、芒市、畹町，出国至腊戌、仰光，回国后，往来穿梭于重庆、昆明和上海之间。1941年12月3日，刘国钧带着长子来到香港，刚到香港就发现加拿大兵在挖战壕。转眼间，香港就沦陷了。刘氏父子赶往机场，无奈飞机只运送党国要员和他们的家眷去重庆，刘国钧等只得原路返回。在经过一个哨卡时，其子因酷似香港反日志士陈某，被日军当场逮捕。刘国钧花钱托人活动，日军在比对照片后，将其子释放。他们连夜离开香港元朗镇，公路尽头是大河，渡口有棚，男女难民分别而入，将穿戴衣着和行李全部脱光留下，换上备好的黑衣黑裤和胶底鞋，然后被驱上木船，这样日本人不动声色地将难民的财物一掠而光。刘家父子夜宿树林，白天忍饥上路，到了广九铁路，见到一条白色长幡，上书：“广东省党部欢迎归国侨胞接待站。”一登记，一行二百余人，竟全是知名人士和工商巨子，立刻车送广州。伪政府对他们优礼相加，动员他们去南京报效汪伪政府，皆被拒绝。于是，他们提出每人需要缴纳过境费三万元，并立命急电汇款，钱到人走。 获释后，为防不测，后继无人，刘国钧让儿子随他人前往重庆，自己只身去上海。上海已经大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了租界。华商经营的公司，可以继续营业，外商企业全部被没收，刘国钧在租界里的大成公司因打着英商旗号，亦被查封。而在沪的大成公司员工因久无他的音讯都很忐忑，更有传闻说，刘国钧已经殉了国难。难后重逢，众人都喜出望外。刘国钧会同属下商议，通过社会关系多方向日伪当局申明安达公司实为华商经营，经过贿赂后，获准复工生产。刘国钧在沪期间，参加了大成公司十三届股东临时会，并改选了董事会。起身回重庆时，向华笃安等表示，等常州大成开出一万枚纱锭，他定要回去看看。 常州大成原来有三个厂，二厂全毁，三厂机器转移，一厂中弹十八枚，毁坏过半，幸存完好的设备，由华笃安秘密转移至上海安达工厂，剩下的都已残破。1938年，一厂被日寇“军管”，后交予日本丰田纱厂代管，丰田厂派人考察后，结论为“已不存在使用价值”。1940年，工厂被发还，并限期修理开工，否则将作废铁征用。华笃安等人着力维持修复，于1941年6月开出纱锭四千枚，以小型木炭引擎动力机牵引，后来竟能开出纱锭一万枚，并拥有织布机150台，产品销往本地和敌后。刘国钧回到常州，山河破碎，人事全非，老泪潸然。来到一厂，一千多员工在欢迎他，第二天，他巡视车间，召开座谈会，和员工共餐。他很感动，为慰劳员工在艰危中辛苦复厂，他宣布对工人实行米贴和物价津贴，对职员普加一级工资。 当夜，刘国钧房门却被打破，随着手电光照入，几支手枪分别对准了夫妇二人的胸口。刘国钧说，身边没有钱，要钱请到账房去。持枪者说，有事要与他商量，刘国钧又以为是日伪当局对他实施了逮捕。他沉着地穿上衣裤，向妻子交代了一些事，便随那些人离开了工厂，出了厂门发现，各要点都架设了机枪，华笃安等五个高管，都被挟持了。华笃安头被打破，另一名高管何乃扬被打成重伤。刘国钧明白，这回是被绑票了。匪徒把受重伤的何乃扬放掉，让他回去准备赎票。当他们一行人被挟持着走了一段路后，发现有穿黄军装的加入，他们已经明白过来，是残留在敌后的国民党杂牌军所为。华笃安因伤势过重，经一再交涉后，被放回。三天后，下班工人发现另一名高管张一飞被弃置在乱坟岗中，将他护送回厂。众人得之刘国钧和工程师谢承祜被押送至隔湖渔船上，四处游弋，匪首向刘国钧讨要棉纱一千件。 最终，何乃扬等人通过大成一厂某职员和匪首讨价还价，以棉纱四百件，折合法币五十万元，将刘国钧二人赎出。 当时刚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谢承祜后来回忆说：“国钧先生，吃睡如常，谈笑自若，一面安慰我，一切有他承担，不要怕；一面又和我大谈如何发展大成公司，要办一个铁工厂，专做纺织印染机，如何广罗人才，要我介绍同学来大成工作，又大谈他去日本访问企业的情况。他身处危境，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自己的出路，仍旧是人才，是发展企业，是如何振兴国家的工业……”伟哉！刘国钧！今日之中国何以无大企业家，非智不逮，实因无“求仁”如刘国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