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玛丽-杰妮8226;拉斯特分析了变化的心理任务，探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回应环境危机。那么古老的故事是如何压过眼前的现实的呢？
[本文改编自2008年《国际精神疗法与政治》上的论文，该论文是作者对2007年在心理治疗师公会（英国）演讲的整理。本网站经作者授权发表。]
尽管现在没有几个人会否认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现实，但许多人仍然对我们面临的状况视而不见。即使要对生活进行最简单的改变也十分困难。危机的全球性规模势不可挡，然而人们的反应却如此冷淡。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安乐窝里待得太舒服了，所以更容易变得无动于衷。如果我们能敞开胸怀去感受，就会发现各种强烈的情感：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对缺乏政治意愿的失望，对损失如此众多的悲伤，对继续充当危机根源的愧疚，等等等等。尽管疗法已经帮助我们许多人变得更加富有激情，但关系到更加广阔的背景我们仍然十分沉着缄默。如果我们封闭情感，就感受不到危机的紧迫。治疗专家们知道被封闭的情感并没有单纯地消失。以我们的负罪感为例，负罪感很容易被投射到环境活动者身上，然后可以取笑他们是死心眼加刺儿头的“败兴者”。然而，正因为造成了巨大破坏，压倒性的负罪感也会封闭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充满戒备心理。
更深入地探究，我们发现这些关于可持续生活的梦想其实并不统一，其中包含了剥夺、愤怒和理想主义等等不同内容。对一些人来说，“绿色”生活让他们想起简朴的老姑妈的生活——老太太在冬天冻得发抖，因为不舍得开暖气，每件东西都要重复利用。这种生活让人联想到剥夺、受虐狂，还有负罪感和天谴。类似的印象还有咄咄逼人的生态传道士或者环保主义者，他们似乎总是充满愤怒和指责。另一种“绿色生活”是对优质和高尚生活的梦想，“重返自然”就是比纯净更加纯净。人们把这种幻想视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是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嘻皮生活方式。围绕绿色生活发生过什么呢？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绿色运动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但都被人们扔进消极的框框里。首先，在近现代史上，德国纳粹党初期带有一种强烈的绿色特质。由此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总是把绿党和极端社会控制联系在一起。其次，“重返自然”运动被视为对天堂的渴望，对伊甸园不切实际的追求，经常被当作脱离现实的嘻皮主义呓语，而不是成熟的成人生活。第三，人们还把绿色运动和异教徒联系在一起，被基督教文化贴上原始、危险和沉迷肉体欲望的标签。符合我们想象的可持续生活理想绝对是可以找到的，但公共舞台上却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然而，我们对于“进步神话”的梦想仍然过于夸张。“没什么，技术将会带给我们答案。”这种话你是不是已经耳熟能详？我们认为文明及其科技无所不能，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危机。我们“进步”的结果，就是把使用和购买的所有东西都与其来源割裂开来。掩耳盗铃是很容易的。我们购买的便宜衬衫可能是血汗工厂中童工的产品；包装精美的鸡肉可能来自工厂化养殖的动物，它们终生都没有站起来过。要作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竟然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危机真正的原因就是过度消费，它已经成了缓和剂，让我们忘记破坏世界所带来的焦虑。如果我们努力放弃消费，又会怎么样呢？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变小了，甚至会觉得丧失了部分自我。比如，汽车已经被提升为性力量和成功的象征。在我们的社会里，获得一辆汽车成了成人仪式，失去汽车就好像倒退回青春期一样，仿佛失去了力量。减少消费并不仅仅是对失去力量的恐惧，也是对失去个人自由的恐惧。进步神话里的老生常谈对个人自由高度赞赏。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个人的发展：成长的目标之一就是脱离父母的羽翼，获得大人的成熟。我们文化中的许多故事都反映了这个奋斗，故事描述的都是年轻的男性英雄如何割断网络的羁绊找到出路。追求自由的最终结果就是网络的完全解体，从而使这种自由更像逃离父母的少年梦想。当网络解体的时候，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独自挣扎，现在生命之网本身正在露出真容。新故事里又怎么样呢？用生态活动家约翰·乔丹的话说：“我们要把世界看成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天衣无缝的整体，没有对象，只有数不胜数、无穷无尽的主体，这样我们才能自由。”个体的自由只是幻想，我们相互依靠相互联系。我们为个人觉醒而进行的奋斗总是和其它生命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努力承受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压力。疗法专家们知道，在长远变化的过程中，经常有这么一个时期，人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但还不能摒弃常习。在完成了深刻的内部工作之后，表征往往是最后消失的东西。有一个最终反应我后来不断听说，我认为值得加强关注。许多人现在都开始认识到现实，害怕情况已经完全不可挽回，这和否认现状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许多深谙世界真实现状的人私底下向我承认，他们认为我们度过危机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其中大多数人不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害怕这些话过于令人沮丧或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文化里，死亡还是一个无法触及的话题。如果很多人背地里认为我们前景暗淡，我相信他们这样认为，在气候变化面前就不会有任何动力去采取行动。和疗法专家们一样，我们都知道如果面临最大的恐惧，感觉到其影响，其实我们就有机会穿越黑暗，获得无穷的创造力。面对最终诊断，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可能会被许多不同的感觉吞没，可能要度过一段充满失望和沮丧的艰难时期。但是，这样的危机常常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将我们唤醒，重新赋予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到那时，生命变得很单纯：就是和我们所爱的人在喜爱的地点静静度过。找到自己没有做完的事情，心灵将接管我们的生命。用深度生态学家乔安娜·梅西的话说：“无论发生什么事，这都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觉醒时刻。我们都明白这对个体觉醒的意义。对集体的觉醒来说，我们却难以想象它的作用。我们身上巨大的进化压力，现在则推动我们走向觉醒。”如果我们敞开胸怀去感受，会发现危机带来了向现实完全觉醒的机会。然后我们采取行动——出于各种原因，但我们不再是努力拯救世界的英雄。我们不再过度消费，因为现在那种感觉并不好。我们回收和再次使用物品是因为还没用完，不能抛弃。可持续生活只是单纯地“正直”生活在当下，而不是想象中的未来。如果我们曾经认为失去“东西”会让我们失去力量，那么现在则会发现正直的生活会让我们获得力量、成功和自由。放慢脚步，服从于绝望，在黑暗中坚持而不反抗，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神话，疗法专家们对此很熟悉。绝望的痛苦把我们重新和世界相联，重新回到肉体；我们重新发现对自身和他人的同情，然后感受到我们所造成的破坏。放缓的生活也能从最微小的细节里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愉悦。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一场由成千上万的行动构成的特别的草根运动正在进行。当人类开始整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这各种各样的行动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集体变化内在工作的挑战。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任务就是改变我们和整个地球村的关系。诸如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等许多其它文化变迁告诉我们：要让压迫者们放弃“在上”地位，找回他们的心理投影，是痛苦而耻辱的。作为回报，我们将找回某些片段迷失的自我，重温我们曾经的渴望。因此，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找回我们内在的天性，承认我们是生活在家庭中的野生动物，我们野生动物的天性并不是什么低级的东西。我们并非野心勃勃，我们的狂野不应令人恐惧，我们的本能和直觉并非不可相信，反而值得尊敬。我们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个天性。发现肉体是可信的，多么轻松啊！只要遵从自己的天性，我们就会知道饥饱，它还会引导我们满足情感的渴望。就是如此简单！只要懂得了哪个声音可以相信，什么时候去相信，一直以来对身体本能和感情的怀疑和闭塞就会被解除。回归本能、直觉和感官，我们与过去的自己重新相连，它引领我们走过了整个进化的历程。荣格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个二百万岁的人，我们年代的挑战就是如何承担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压力。这个内在的自我是谁？他或她会对我们说些什么？谁又会花上一天的时间来和这个人进行对话？我们在脑海中完靠着这意味小部分自我完成了认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但讽刺的是，我们只有完全疏通了自身所有不同的方面，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智慧。深度生态学家阿恩·肖纳把这个走向超越人类自身的过程称为“寻找我们的‘生态本体’”。我们能把它扩展到什么程度呢?和某些动物的认同是很容易的，比如和宠物，和北极熊、鲸鱼、海豚等美丽的大型动物。但鼻涕虫又怎么样呢？我们越是超越人类的躯壳，认识到广泛的自我，就更深入地获得了“生态自我”。在人类和其他生命之间，我们一直划有一条严格的区分线。跨越这条线是一个禁忌。心理治疗师哈罗德·瑟勒斯认为，我们与非人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中先验性的重要事实之一”，但由于我们害怕失去作为人类的身份，它又是“我们矛盾情绪的根源”。我们要把自己和大自然紧密相联，这与我们和其他人的密切关系一样重要。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威尔逊称其为“热爱生命的天性”。当然，我们都会爱上某个地方、某片土地和某些生物。那些我们又怎么可能把它们摒除于脑海之外？无论是在旷野之中，抑或只是在后花园里，我们时刻与生命的同一性密切相连。这样的经验具有不可思议的愈合力量，能消除隔阂，让分离的部分重新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重生。我们能感觉自身成了宇宙这个更宏大生命体的一部分。通过这些，以及更多的方式，我们正在重返乐园，但这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乌托邦，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我们和其他生命共享呼吸。作者简介：玛丽-杰妮·拉斯特，英国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兼艺术疗法专家。多年来一直围绕精神疗法和环境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写作、演讲并组织研讨活动。[本文改编自2008年《国际精神疗法与政治》上的论文，该论文是作者对2007年在心理治疗师公会（英国）演讲的整理。本网站经作者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