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如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理性,会自觉不自觉地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事,但并非总是如此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东北林区工作。有一天,当地商店的经理来找我说:“咱们店里的白糖卖不出去,眼看快到夏天了,再卖不出去就要变质。你是学经济的,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我知道,虽然当年物质短缺,但当地人吃糖并不多,糖并不缺。我想了想,告诉他,你在商店门口贴个告示,写上“本店新进白糖一批,每户限购两斤,凭本购买,欲购从速,过期不候”。告示贴上之后不久,白糖就卖完了,甚至还有人求他多批几斤。读完《怪诞行为学》我才知道,其实我是做了一个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在不缺白糖的情况下,夏天之前买白糖并不理性。但在物质短缺的格局下,人们总喜欢储备物品。讲自由购买,他会觉得供给多,不购买;讲凭本限购,他就会觉得供给有限,即使不需要也要买。何况可以凭本买是一种权利,放弃这种权利是一种损失。把滞消的东西作为限量购买的东西,人们就会有这种非理性的购买行为。经济学总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自觉不自觉地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事。绝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如此。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用理性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一种无人过问的黑珍珠为什么与其他价格高昂的珠宝放在一起时,变得身价数十倍?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对自己毫无用处的赠品,甚至为此花很大力气去抢或者排队?为什么人们不挣钱干活高兴,干活挣钱反而不高兴?为什么面临多种选择时,我们反而会迷失主要目标?等等。行为经济学正是要解释这些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解释比传统的经济学更微妙、更复杂,也更现实。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解释不了上述各种奇怪的现象,但行为经济学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行为经济学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对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马修·拉宾获得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而对这门学科作出开拓性贡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农·史密斯则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已超过获得克拉克奖的年龄40岁)。诺奖委员会对他们的评价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以及“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非理性现象,尤其在不确定的转型时期,这种现象更多。因此,行为经常学对转型的中国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让普通人去读卡尼曼和史密斯的原著和论文,还是太难了,甚至连中国学者写的介绍行为经济学的著作,也难以读下去。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读完《怪诞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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