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当所有人都在异口同声指责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今天的危机或者说是困境，其真正的根源是什么……所有人都在探讨和谈论金融危机。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可以隔岸观火，为大洋彼岸的次贷暗自庆幸的话，那么，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蝴蝶翅膀扇起的飓风则将迅速席卷全球，似乎无一幸免。 中国的危机确实已经到来，从楼市的瑟瑟寒风，到股市的全球最大跌幅，再到广东、浙江制造企业的纷纷倒闭，再到联想等巨头的裁员减薪风暴……微观经济的战栗，使宏观经济陷入了自1997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局之中。 这一切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吗？aihuau.com第N种危机 最近，一份被称为“金融危机十项注意”的帖子在网上盛行。“十项注意”实际包括11项内容，分别是：不要辞职，不要换工作，不要转行，不要创业，多备份几个自己可以去的公司职位，不主动要求老板涨工资，裁员往往从工资高的裁起等等。 与此同时，网络盛传一份列举了22家跨国企业、40家国内大中型企业、116家国内中小型企业的“大裁员第一波”企业名单，正通过各大公司的企业邮箱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白领中传播。邮件详细列举了22家近期将要或已裁员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有3家航空公司、多家钢铁企业以及包括一家中国台湾公司在内的3家半导体企业。另外，合俊玩具厂、百灵达电子公司这些已正式宣布破产清盘的企业，则出现在116家近期将要或已经裁员的国内中小型企业名单中。 除了具体列明的“裁员企业”名单，该邮件还评价了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20个行业的“不景气指数”和6个行业的“景气指数”。 被划入不景气行业的有网络或游戏、IT外包、出口贸易、半导体、服装或纺织、钢材、汽车、房产、室内设计或装潢、建筑设计、宾馆或酒店、粗加工制造、广告、娱乐、猎头中介、图书出版、航空、造纸和木材等。其中，钢材、铁合金、造纸等4个行业的不景气指数被评为“五星”，图书出版、建筑设计等行业则被评为“一星”。快消、医疗器械、水电煤、教育、电信、国家投资建设等6个行业被评价为“近期情况还比较好”的景气行业，水电煤景气的理由是，它们是“公用事业”。 减薪和裁员，成为今天曝光频率极高的两个词。 但我们并没有细究，金融危机，究竟是不是对所有行业都造成了极端的影响，以至于企业不得不进行减薪和裁员；究竟是不是所有行业的不景气，都是金融危机的寒风所致？ 从多米诺骨牌的倒向来看，金融对所有行业包括实体经济都会有自然而然的压强。但是，一块牌倒向另一块牌，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对中国企业而言，银行、期货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是第一块牌，与金融关联度极大的IT业因为受投资影响极大，进出口贸易受海外经济环境影响，是第二块牌。但其他的行业，包括被评为不景气“五星”的钢材、造纸等，却离金融的洪水相对较远。 那么，这些行业的减薪裁员就值得玩味了。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企业未来不会受冲击，事实上，因为市场信心的摧毁，产业链条的瘟疫效应传递，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变化与防火墙的建立，最终所有行业都是会受到波及的。但是，排除未雨绸缪的主动安排，相当一部分企业其实是把金融危机当成了替罪羊。 此前被广泛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关门的玩具巨头合俊，也已经被论证，真正的倒闭原因，其实跟金融危机关系不大。 一位广州的财经人士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说广东企业因为所谓的金融危机陷入困局，其实并不准确。第一，倒闭情况并不是像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第二，企业关门的有，但新开张的同样很多；第三，倒闭的原因确实复杂，有的是经营不善积重难返，有的是经营的转向，而更多的，则是对政策的逃避与转移。
而权威的声音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2008年11月16日，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提出：此前所谓的广东倒闭5万家中小企业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全省各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关闭情况,“全省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而且，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绝大多数因规模不大、技术不高和经济实力不强,没办法适应形势的变化,导致企业停产关闭”。 一份针对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253家工资下降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房地产(27家)、化工(25家)、医药(19家)、机械设备(19家)、纺织服装(16家)和公用事业(14家)。楼市的低迷、原材料价格的高企等问题，才是相关上市公司缩减人力成本应对“寒冬”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高调宣称受金融危机影响从而进行所谓的减薪裁员甚至关门倒闭，其实只是为自己经营不善找到了一个合理而符合时机的恰当理由，甚至以此为工具，对相关部门进行政策逼宫——因为金融危机下，全球性的救市为人心所向。 众所周知，自去年以来，新劳动法的出台，原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紧缩银根政策的持续实施，对环保监控的严格，使矿业、房地产等相当一部分行业进入了严冬。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劳动法带来了人力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企业利润降低，银根紧缩形成的资金链断裂等，既是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也是国家政策调控的方向，与金融危机何干？ 用金融危机掩盖自身问题，并不利于解决企业自身发展沉疴，而由此放大为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危机从而进行政策逼宫，既不明智，也显得用心险恶。真实的中国经济 那么，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创下全球最大跌幅记录的中国股市，并和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出台的4万亿救市进行一个有趣的对比。 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中国股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冲上6000点高位，孕育着极大的泡沫风险。因此，紧缩财政政策及一系列严格监管措施的出台，无可非议，也确实迅速把股指从高位拉了下来。 但是，当股指此后一路狂泻不止，已经脱离了原有预期，造成极大的市场恐慌，各方急呼政策救市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任何救市政策出台。 于是，市场各方猜测的政策救市底线被一次次击穿，与之相应的是，最关键的市场信心彻底崩溃直至麻木——在中国股民普遍亏损达70%以上的时候，一份调查表明，有数千万的账户在几个月内没有一笔交易记录——这也导致此后的印花税单边收取等救市组合拳密集出台的时候，市场反应几乎可以用平淡来形容：仅一天的暴涨，股指即开始掉头往下。 从培育一个健康股市、教育盲目和投机心理严重的投资者角度看，这样的“伤害”或许是理智的。因为一个健康股市需要的是以理性的机构投资为主体，需要的是摒弃大量泡沫和投机的价值投资。但是，对股市的“教育”，却因为把中国人极为微薄的财产性收入损失殆尽，并进而把中国最紧迫的内需拉动力降到了最低点。 与股市救市的迟缓行动相比，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市行动可谓相当快捷。这里面有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区别，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直接牵涉。金融危机给中国本来已经放缓的经济走势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眼看着8%的基本GDP增速即将不保，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即将被显露和放大，此时的救市行动，自然是势在必行。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的时候，多数行业都将过上紧日子。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国政府有充分的招数可以把控，把GDP增速继续保持在8%以上，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 单是目前的出招，已经可以保证，即使今后两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消失，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证年增长达8.4%左右：央行果断宣布取消信贷配额管制，明确宣告货币政策发生根本转向，为新一轮房地产业和出口扩张扫清了道路；4万亿元的救市资金涉及基础建设、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等十大项目的强力刺激，排除这些项目本身的产业链拉动，即使按最保守的乘数效应来计算，这次救市对经济的拉动也相当有效。中国政府游刃有余的财政手段再一次显示出独特的威力。 尽管去年同样高唱流动性过剩，但中美财政状况却有着明显不同。与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相比，中国是典型的财政富翁。2004年～2006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过1%，2007年甚至还出现财政盈余706亿元，同时，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为中国政府救市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事实上，从年初温总理提出2008年将是困难的一年以后，即使经历了雪灾、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权威的说法，依然是中国经济将继续走强。 既然宏观经济处于掌控之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哀鸿遍野”又应该如何解释？ 最近，一篇关于东莞制造业的帖子在网上被热炒，其核心内容是，作为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东莞目前很明显处于困局之中，但既不像外界所传那么糟糕，也不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而“评价东莞，无法用数据，只能用感觉”。因为很多企业的倒闭，原因确实很复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危机导致。 这让我们想起了此前倒下的飞跃集团、三鹿，面临危机的蒙牛、联想、中信泰富等企业。 满眼望去，现在依然快乐地活着而且迅速奔跑的中国企业，确实不多。但是，这些都是华尔街金融危机污染的恶果吗？被掩埋的责任 危机无可质疑地来了，简单而明确，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衰退与灾难的最好借口。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恰当地厘清形成的真正根源，即使一次两次抢险成功，危机还是会三次四次地尾随而至，直至无可挽救。 单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的绝对值极高，1978年是8.9％，2003年上升到50％，此后，2004年是60%，2007年已经达到了70%左右。而这一阶段美国、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则维持在大约14%~20%的范围内。而从进出口差额来看，比值并不高，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进出口差额比即出口依赖度一般是在零上下波动，绝对值超过1%就算是显著了。以中国的情况来看，2000年是2.4%,2004年是2%。而此阶段美国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日本是1.4%~2.4%。在这个指标上比中国严重得多的国家有荷兰、俄罗斯、马来西亚、巴西、韩国等。 从指标上看，中国问题归罪于金融危机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宏观是微观的综合与集中体现。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容易分析的微观经济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订单减少，利润减少甚至成为负数，似乎是当前众多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的直接因素，但其实，这依然是浮在面上的尘土，更深的责任依然掩埋在尘土之下。 在2007年之前，1亿件中国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说法，把中国制造牢牢钉在了低端价值链的耻辱柱上。不仅如此，高能耗、高污染、缺乏环保意识和血汗工厂的主流批评，使“去中国制造化”成为必然。 在此背景下，新劳动法出台，或明或暗的强制性产业升级政策次第出台，钢铁、煤矿等行业开始了一系列的龙头企业整合，一大批中小制造企业陷入困顿。 信贷政策依然对中小企业偏见颇深。2008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尽管银行都表示会支持中小企业信贷，但实际上，一些银行对分行的贷款用途并无硬性规定。“信贷规模松动估计不会全用在中小企业，而是统筹运用。现在好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授信已经通过，但就是没有规模，在排队等着放贷，哪能全用在了中小企业。如果能有3%信贷规模用在中小企业就不错了。”某银行内部人士坦言。 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在谈笑间让众多血汗工厂、高能耗高污染小企业灰飞烟灭时，却没有注意到失业率上升、内需更弱等经济阴影越来越浓。再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出口不畅，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出口企业利润的进一步消减，以飞跃集团、合俊玩具等为代表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倒下便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在外向型企业苦苦挣扎的时候，其他中小企业早已被持续多年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憋得满脸通红。在好新求异的媒体推波助澜下，煤矿、食品等行业的安全事故被进一步放大，直至演变成一场各自行业的颠覆性革命——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至逼仄。 在此，我们并无意为血汗工厂、污染工厂们鸣冤叫屈，我们只是想通过还原那些早已被熟视无睹的事实，提醒我们能理性看待一个现实：华尔街金融危机并不是中国企业当前困局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开放度并不高。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金融安全，因之也使其有效避免了受到此次华尔街危机的更大冲击。尽管因为购买次级债而导致损失，但当量极小，损失并不大。同时，在长期紧缩财政政策诱导下的惜贷，也使中国房地产业根本不存在次贷。因此，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仅仅体现在外汇少量受损、外贸出口受压以及部分企业因参与国际对赌失利的层面上，并不存在大面积的毁灭性打击。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必然是有波峰波谷的。而在多年高GDP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下行轨道，也属正常。 而单纯追求GDP增长，把企业与民众收入最小化，国家利润最大化，导致中国成为典型的国富民穷。股市泡沫的升腾与坠落，再一次把近亿民众的财产性收入裹胁而去，这才是导致内需不畅的根本原因。 单靠政府刺激来维持某个速度既是不可持续的，更无法直接拉动渴盼已久的内需。4万亿投资的当量不可谓不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持续投资拉动，最后依然避免不了周期性的经济下行，那么，4万亿投资即使让2008年和2009年保持了“像样”的GDP增长率，2010年又怎么办？这样刺激下去，再富的财政体系，也会支撑不了。一旦财政赤字和政府举债的空间被利用到极限，市场被刺激到麻木不仁，居民收入被进一步压制，不但GDP增长无法持续，甚至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衰退。当然，大规模刺激所增加的货币供应，也迟早会转化为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的结果也自然是穷人更穷。谁的替罪羊 至此，中国问题的实质已经相对明朗。作为一个基础薄弱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民众缺乏经济理性，面对经济上行时泛起的巨大泡沫进行盲目追逐，而在经济下行时又突然丧失所有的信心，酿成了极难掌控的民众情绪。 同时，监管层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和掌控不够，导致一些矫枉过正的败笔。面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高能耗低附加值现状，监管层通过政策引导进行强制性产业升级是长期以来利国利民的大事。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当前并没有强行升级的基础，也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的准备，低附加值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例极大。从产业链角度看，社会分工既存在高附加值产业，也存在低附加值产业，强行关停并转低附加值产业，只能把这些产业往越南、泰国等国家逼迁。企业在产业链条上的升级，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选择，监管层的政策引导无可厚非，但如此密集地集中出台，而且是在一个公认的多事之秋，却非善事。 再加上媒体对负面情绪的迎合与推波助澜，加重了市场恐慌气氛的扩散和蔓延。于是，在大西洋彼岸传来金融飓风的时候，所有的有罪票都投给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个外来的和尚。 一家媒体详细地分析了首都废品收购的价格回落之后，得出了金融危机开始深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结论。 寻找替罪羊以推托责任并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假借金融危机之名，各自行私欲之事，以过冬为托词，一方面裁员减薪关门大吉，另一方面进行政策逼宫，以谋取更大的利益，挟持政策的转向。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论调，提出金融体系的不开放，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恰恰使中国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伤”不重。甚至认为，欧美国家的一些国有化措施，是在“向中国学习”！ 此论调的背后之意，其实是提出重新自我封闭，重新把一些计划经济模式、对外完全封闭等落后的东西摆上台面。 中国及世界的历史早已证明了，最伟大和最能持续绵延的文明，只能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文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汉唐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分别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两次辉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数百年间，启蒙运动、狂飙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思潮和运动，不断对自身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修复，从而创造出至今未衰的现代文明。 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的顶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具备一种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市场选择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资本和资本家具有追求利润的本能，使得经济因激烈竞争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自然可能导致经济的失序与崩溃。但是，在建立了大体运行有序的基本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度保障之后，市场用极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功能，用自由和平等、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进行平衡与调整，使这种危机与崩溃成为修正和淘汰不合时宜的旧体制的机会，所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持续几十年登峰造极的文明发展。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融入世界经济的最好关口。一方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教育了中国民众，使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中国民众从此前的对西方盲目崇拜完全否定自我，到遇到品牌沦丧、经济受损后的怀疑一切，再到独立的价值思考，理性正在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洪流，冲击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内心。 也因此，我们需要在面对所有危机时，放弃寻找替罪羊的下策，理智反省，清醒认识到外来危机与自身危机的实质性差别，更要从理性分析中认识到，所有危机中的“危”，其实蕴含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