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涩泽认为，“和魂汉才”很值得继续发扬光大，不过在新的时代，为了适应工商强国的需要，应该提倡“士魂商才”。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他说：“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涩泽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涩泽批判宋学说：“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然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因袭久而成习，事业与学问截然视为别物而无人敢怪。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