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上帖)
《自由经济启蒙》第二章“人口促进繁荣”简评
“人口促进繁荣”,这大概是sauvik颇为自得的一个观点,因此当sauvik在领取巴斯夏奖的时候也不忘在获奖感言当中提到:【应要求,我就“在第三世界宣传自由有多困难”说几句话。就此而言,有好消息告诉大家:那太容易了。譬如:他们说人口过剩导致贫困。我们说,人口促进财富──每一个城市都是人口密集且富裕的。】
Sauvik的祖国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仅以微弱之势屈尊中国之后,要论人口增长,印度则是世界第一。但是同时,印度的贫困和贫富分化也是世界著名的。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出生成长的学者,对人口众多取赞美态度当然是太容易让人理解了。
对人具有创造力的赞美和生在人口大国的经历,以及印度的贫穷现实,显然使得sauvik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但他显然认为这之间没有矛盾,一定是其它什么地方出了错误。Sauvik在第二章开门见山就疑惑地质问:【 既然说经济人是创造财富的机器,那末,有必要质疑一下印度经济学传教的人口过多是导致印度贫穷的观点。既然人类是惟一能创造财富的物种,那他们人口的增加怎么会导致贫穷?究竟事实如何?】
这一个章节,与其说sauvik要论证“人口促进繁荣”,倒不如说这是sauvik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为印度的人口爆炸说一点安慰宽心话。如果这个愿望成真,印度就可以“符合逻辑地”变成世界的强国了。
Sauvik看到了什么事实?【事实上,在地图上能够找到的每个城镇和城市,都人口密集,并且富裕!更多的百万富翁、移动电话、三菱蓝瑟跑车以及游泳池出现在拥挤的德里,而不是空旷的Jhoomritalaiya(在印度比哈尔邦)。】
这是事实吗?
我们知道,人口问题,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这个民族对待生命的态度即人生价值观、生育观念、养老观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人口状况不是单纯的生物繁衍问题。如果要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现状说三道四,不知不觉当中就可能意味着对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否定。Sauvik显然不愿意承认印度的人口是一个问题,不愿意把人口爆炸失控和贫穷化相联系起来。为此他不惜违背起码的事实和逻辑。
如果我们把人类放在生物学的对象地位上来考虑,我们就知道,人类的集聚是财富吸引效用,而非反之。生物学讲“适者生存”,是生物适应环境,而非环境适应生物。是丰茂的青草吸引了牛羊,不是牛羊创造了青草;是丰富的虫子吸引了织巢鸟,而不是织巢鸟饲养了虫子;是食物牵引着侯鸟,不是侯鸟创造着食物;至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除了智力之外和其它社会性动物没有多数优势,是共同生存可以减少生存成本,是城市的环境和组织方式更容易生存,而不是因为人口多而产生了城市……sauvik把因果颠倒了。
如果sauvik和巴斯夏奖评委对“人口创造繁荣”这句话得意洋洋,那他们就太孤陋寡闻了。近在眼前,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有言在先:人多力量大。什么力量?当然是指创造力嘛。创造什么,当然是创造财富和繁荣嘛。这sauvik岂不是大有“抄袭”之嫌疑?
那么,巴斯夏奖有可能授予毛泽东吗?当然不可能。毛泽东追随的马克思斥巴斯夏为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和sauvik的祖师爷巴斯夏是思想死敌。
陷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不能自拔,sauvik最终把经济学捧上了《圣经》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助研究如何创造财富的经济学。”】
这里,sauvik显然表达了和第一章当中不一样的“经济学”——第一章中,sauvik对经济学进行了准确的地位——经济基于交换而产生,经济学应以交换为学术对象;而在此,经济学变成了“研究如何创造财富”的东西,这样一来意味着,同样会创造一个美丽舒适的巢穴的织巢鸟也将会产生“经济学”了,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有经济学问题了,因为他(它)们都在创造财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经济学”又从自知自明变得不知所以狂妄自大了。
众所周知的世界历史和sauvik所述不同的事实是,城镇城市的历史比经济学古老得多,城镇古老于经济学而存在,经济学是从城市管理学演变而来的。人类一直都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是群聚性的动物,不是因为有了交换或者经济学才开始群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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