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中国人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外来的科学。洋务运动期间严复翻译斯密《国富论》之后，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目前，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主要由“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着研究范式的重大差别，但其基本理念都来自西方的传统，都属于“西方”经济学。
中国古代就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今天，当我们应用现代经济学知识解读中国古代典籍时，往往会惊诧于古人卓越的经济洞察力。比如，在《管子》中，我们会发现关于经济平衡、经济控制及经济自发作用机制的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会发现资源流动导致利润率平均化的思想；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我们会发现有关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思想；……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经济思想丰富而又深刻，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结构，因而不具备经济学说的性质。
经济思想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思维形式，而经济学说是经济思想的逻辑形式。当经济思想经过抽象和演绎，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认识体系时，经济学说就产生了。但是，经济思想却不一定能够发展为经济学说。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西方经济思想发展成为经济学说而中国的经济思想没有上升到学说的层次，关键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经历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经济思想是为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人类的基本经济行为就是通过供给满足需求，因此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供求关系。需求具有自我成长的特点，而满足需求的供给却受到资源供给、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制约，于是，供求矛盾成为经济生活的永恒矛盾。在人类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供求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这决定着经济问题的性质，也决定着的经济思想的形式和内容。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财富供给能力有限。于是，控制需求成为解决供求矛盾的关键。在古希腊，犬儒主义、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主义都主张节制和控制需求；在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传统中，主张克制物质享受以实现精神的提升。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整个传统社会，由于对解决供给问题缺乏信心，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问题总是持有保守的态度。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对经济利益追求也都持有排斥的态度。财富积累在伦理上不具有合法性，交换、借贷和利润等也就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西方传统观念向现代的根本转变始于新教改革。根据加尔文的教义,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包括财富的积累可以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由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积累物质财富提供了一条出路，谋利行为作为荣耀上帝的途径取得了合法性。韦伯认为，接受加尔文教义的地区，发展出勤奋、守信、节俭、谨慎、尽职、算计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没有经历新教改革洗礼的地区，由于歧视物质利益追求的传统观念没有受到冲击，资本主义精神无从产生，也就无从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上述观念对我们理解经济学在西方的产生具有两个意义：其一，新教改革为西方建立了一种新的认同且鼓励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意识形态，这为研究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的产生准备了意识形态条件；其二，如果我们将经济学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所以，新教改革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经济学产生的物质条件。
新教改革所塑造的新的经济伦理对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认同使财富积累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推动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推动了经济思想的发展。同时，17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也对经济探索的理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伽利略和牛顿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发展和完善了假说—演绎法。在这一方法中，从拟定假说开始，进行逻辑演绎，进一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确证或否证假说，整个过程构成一个体系。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利用这一方法，证明了自然界存在着不依赖上帝的和谐秩序。受牛顿的启发，斯密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及建立在历史和实践观察基础上的归纳分析，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自由放任，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牛顿的和谐的自然秩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经济思想于是发展成为经济学说。
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着丰富而卓越的经济思想，尽管历朝政府为治理经济问题也曾经实施过有效的经济政策，但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个体的物质利益追求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同，逐利行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也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经济活动的保守态度通过“罕言利”、“不患寡而患不均”、“重农抑商”等传统教条得以充分体现。抑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其实就是抑制个体需求的发展，就是抑制个体独立和自由，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群体利益，追求社会稳定的社会里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对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压制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尽管在不断经历改朝换代，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传统意识形态在周期性的朝代更迭中不但得以完整复制，而且是保持政治格局和经济制度稳定的重要力量。在一个“罕言利”的社会中，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被剥夺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被置于社会伦理的边缘地带，由此，与经济利益实现有关的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核算也就难以进入人们的思维，效率观念也就难于进入人们的行为决策中。这就是黄仁宇所说中国几千年来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原因，也是中国无法产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原因。
自严复将西方经济学著作译介进中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二战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及经济学研究职业化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中国也迅速成长起来。据说，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经济学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门外来的科学。说中国的经济学依然具有外来的性质不是指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仍然采取西方的范式，而是指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李斯特就不相信“世界主义”的英国经济学具有普适性，尤其不相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对落后国家的适应性。李斯特以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现成地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因此，李斯特的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
产生于西方的经济学如果对中国现实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也许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错误或者缺陷，而仅仅是由于理论对实践环境的不适应。当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改变环境，而只能是修正理论。因此，所需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科学把握理论，另一方面要深入地掌握实践。这两方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