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不久，一个在福建晋江安海某皮革厂打工的贵州青年，为了能拿到几百元的工资与厂里管理者吵了好几架，再又一次与厂老板吵架之后，这名青年便在工厂所在地的村委会五楼上跳下来死了，警方勘察后的说法是自杀。一条仅24岁的生命，一眨眼就这样消失了，不到非常绝望的时候，一个人会轻易选择自杀吗？ 这几年，一些地方的不少民工为讨要工资可谓想尽办法，最极端的做法莫过于爬上楼顶或施工井架以“跳楼”相逼。按理说为了那本就不多的一点血汗钱，竟然被逼到拿生命作赌注的境地，这种生存状况的悲惨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可我们的不少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体恤之情，反而将民工的百般无奈之举看成是“作秀”，认为不过是想唬唬人而已。一些媒体在报道这类事情时也常这样说：这些人法律意识太低，为什么就不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现实中，无钱无势的弱势群体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真有那么容易吗？换句话说，“法律武器”有那么好拿吗？
我们还是看看这样几条消息吧：《法制晚报》前不久一则消息说，民工辛某在施工时连人带架从高处摔下，造成胸12椎体压缩性骨折，颈部软组织挫伤，辛某拿起“法律武器”向建筑公司和包工头索赔，结果被告赔偿辛某的各种费用共3.7万元。扣除需要承担的一、二审诉讼费近1.9万元，再减去已支付的律师费和医疗费等，辛某所剩无几了，而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的七级伤残，却将陪伴辛某一辈子。《城市快报》一则消息更让人感慨：从甘肃到天津的农民常卫仓，由于为人耿直，得罪了当地的地痞，从而饱受地痞的无端攻击和迫害，甚至差点丢了性命。由于没钱打官司，他只好在胸前挂了块“我卖我”的牌子，在天津当街卖起了自己，他表示：“谁给我打官司，我就卖给谁。” 由此看来，“法律武器”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拿，一些民工之所以避开“法律武器”而寻求诸如“跳楼”之类的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原因并非完全是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强，更大的可能则是因为他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武器”对于他们这些弱势群体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拿起的，即使拿起了也可能无法使用，解决不了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不是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吗，怎么不会去向法律援助求助？没错，我们确实建立了法援制度，通过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来保护贫困者的权利，有关司法救助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可我们是否想过，相对于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量人群来说，能得到救助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我们法律援助的力量太薄弱了，司法部长张福森日前就披露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去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毛多钱。”相比于一些法律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6000万人口有17亿英镑的法援经费，我国香港600多万人口，有9.5亿港币，这种差距不是显而易见吗。 高兴的是，党和国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据新华社近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表示，今后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实施司法救助，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村五保户这三类人打官司免缴诉讼费，执行案件也不再预收申请执行费。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司法救助的力度会越来越大，真正能让弱势群体感受到拿起“法律武器”，就像从家门后随手抄起一根棍子般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