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适宜比例以及定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刚刚结束的2013博鳌亚洲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一番“国企论”再次引发了社会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自由主义派，认为国企比例应该控制在10%以下，否则将不利于自由竞争，他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得以发展不在于政府和国企发挥了多大作用，而恰恰是由于政府后退、国企大幅减少的结果。而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国企对于引领新兴行业的发展、政府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发挥了私人企业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企在中国的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方面都功不可没。这一观点与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国企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肯定国企的独特作用，就相当于认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 上述两种观点，绝不仅仅是一场口舌之争，其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的交锋，在历史上曾深刻影响过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道路。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是市场自由主义的奉行者和践行者，一上台就对英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私有化电信、能源、港口等行业，大幅降低国有企业的比例，限制政府的干预和工会的力量。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但给英国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也对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推行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在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时期开始大行其道，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后来包括二战时期英国的国有化政策，1990年代日本对银行的国有化，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下美国、中国等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拯救政策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其主要的政策包括变私有为国有、加大公共投资、更多政府管制等。对于这些政策的效果，学者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是解决大萧条问题的良策，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措施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做出了贡献。但质疑的声音也很多，有些学者认为恰恰是罗斯福新政延长了大萧条的时间，而日本的银行国有化政策实际收效甚微，英国在二战时期的国有化为日后英国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混乱埋下了恶果，中国2008年的救市措施则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和房地产泡沫，从长期看产生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回顾历史，反思这两种经济发展思想，对比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政策，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下，大政府、国有化在应对危机或大事件（例如战争）发生时确有稳定时局、减轻阵痛的短期功效，但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民间自发的私人投资和自由贸易，即使在一些公用事业部门，政府是否应该以完全国有的形式介入，也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我国有些城市的自来水处理行业引入了外资，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国资和外资以一定比例形成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尽管在国家领导人看来，国企和民企都是中国的，不存在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市场是多元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十年前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比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比例相当高，多元化程度并没有太大改善，这说明中国市场化改革在过去十年没有太大进展。换而言之，以前国企改革走的是加强政府控制和主导的方向，与改革的初衷多少有些背离。种种迹象表明，在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上，今后我国的国企改革方向也许不是私有化，也难以维持目前的格局，更有可能是通过一些“碎步式”的制度性安排（或称为第三条道路），如公司治理变革或更为市场化的董事会，来化解当前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