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发展应该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然而，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因此，以人为本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所说的“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而言的，所说的“人”主要就是当时已经取得了充分发展但资本和劳动还没有完全分离的商品生产者。而今天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则是相对于“以钱为本”而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是以钱为本。并且正是由于近代资本对物质财富，对金钱的追求，才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对物质财富和金钱的片面追求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矛盾，给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困难，从而使以钱为本转化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根本目的是为了人。首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为下一步走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可近些年来，却出现了市场泛化、让钱决定一切的现象，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对于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钱为本而言的，而以钱为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要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以人为本及其对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必须从认识其对立面——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开始。
1．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在人类初期，一个氏族以至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得进行生产。生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指人们一切认识和改造自然，使之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种需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在不存在同外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人们就需要把这个经济共同体成员的全部劳动时间，分成相应的几部分，分别用于改良土地、磨制工具和供自身吃穿生活需要物品的生产。“磨刀不费砍柴功”，用于改良土地、磨制工具等生产上的劳动，最后都是为了生产供自身吃穿生活需要物品的生产服务的，即都是为人的生活需要服务的。人的需要是这整个过程的主体和动力，出发点和目的，也就是说是“以人为本”的。显然，劳动时间的这种分割是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交换，以至发展到完全为交换取得货币收入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为进行再生产，就要将收入分成相应的几个部分，除了用于购买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还必须有一定份额用于租用土地，一定份额用于购置机器厂房设备等。这也就是把出卖商品收入按生产要素需要进行分配，从新投入生产。在这里，虽然生产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出售以换取一定的货币收入，但所得的货币收入，也是用于直接满足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上的，因此这个过程，同样是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生产服务的，也是“以人为本”的。收入在生产要素不同部分的分配，同样完全服从于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经济中，收入的分配也不存在对抗性矛盾，随着收入的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就得到相应地增加和提高，劳动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得到发展。
开始，商品经济规模和范围都很狭小。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商品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实质上是强者以各种方式对弱者进行掠夺的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最终必然造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
2．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内部均衡和企业间的均衡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否得到均衡的运行，一要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配合比例是否均衡，二要看不同地区、部门和企业之间关系是否均衡协调。
（1）企业内部均衡——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间的分配
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再生产，劳动者生产的商品，按其劳动决定的价值出售后所得的货币收入也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一部分以工资形式（劳动力的价格）用来购买劳动力，一部分以地租形式（土地使用的价格）用来租用土地，剩下的则是作为资本的利润，主要的就用来增加投资，增加机器设备等资本。同简单商品生产不同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者，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是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只是为了利润，即为了赚钱，是“以钱为本”。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赚钱为目的，是 “以钱为本”。收入的分配也完全服从于这个目的，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利润是收入的一部分，为要求得利润最大，首先要求得收入最大，那么怎样的分配，才能达到收入最大化呢？
企业提高效率，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当然首先靠技术的进步，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要增加收入就要靠管理，要靠一定收入在各生产要素间的合理分配。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由于边际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其最后增加的一个单位边际收入决定的，即劳动的价格工资（PL）是由劳动的边际收入（MRL），资本的价格利润（PK）是由资本的边际收入（MRK），土地使用的价格地租（PS）是由土地使用的边际收入（MRS）决定的。为使一定的投入所得收入最大，就应该使:
MRL /PL=MRK/PK = MRS/PS = 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收入。
如果MRL /PL＞MRK/PK=MRS/PS，那么同样一单位的资金用于雇佣劳动比用于机器设备等资本和租用土地其边际收入要大，就将移用购买机器设备等资本和租土地的钱去增加雇佣劳动。反之如MRL /PL＜MRK/PK=MRS/PS，则会移用雇佣劳动的钱去增加购买机器设备等资本和租用土地。只有到MRL /PL=MRK/PK = MRS/PS ，也即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收入，无论用于劳动还是机器设备、土地等生产资料都一样的时候，收入达到最大值。
可见，按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是商品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不同的只是，在简单商品生条件下，劳动者是这个过程的主体，这种分配在劳动者的支配下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本是过程的主体，是在资本支配下进行的。如果收入都能按此原则进行，就能使再生产所得的收入达到最大化，收入在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间的分配就达到了均衡。
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工资和地租（在不考虑转移生产资料价值的情况下，就是成本）越小，利润就越大。这样，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会加强对劳动的榨取，另一方面会加强对土地（自然）的掠夺，来增加利润。
首先是加强对劳动的榨取。劳动工资是按日、周或月计算的，由于资本的主体地位，资本家在劳动雇佣期内，劳动力的使用权就是属于资本家的。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特殊性质，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就完全可以在受雇时间内榨取出本应属于以后的劳动来。在资本主义初期更多的是用延长劳动时间，而随着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使用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其强度，其对劳动者的压力却是比以往增加了。
其次，加强对土地的掠夺。在土地属于私有的情况下，由于经营企业的资本家租用土地是有时间的，到时土地就被收回，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得到合理利用一样，土地的合理利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改良土地的投资利益最终会落到别人（地主）手中，而利用科学技术掠夺土地，所得的利益是自己的，对土地长远损害则是别人的。
正是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任何进步，既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事实上，为追求资本利益，资本不只是一般破坏土地肥力，更是掠夺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以牺牲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资本主义的进步，既是掠夺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的技巧的进步，也是掠夺大自然的技巧的进步。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正是以牺牲劳动者，牺牲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润的。资本主义的平衡是以损害劳动者和自然来达到的。
（2）企业之间的均衡——资源在不同企业和部门的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的产品，还要能按一定价格卖出去，才能转化为货币收入。为此就要将资本投向符合市场的需要的部门。
同收入在不同生产要素间的分配一样，资源在不同企业和部门的配置也同样要服从于收入最大化从而也是利润最大化的要求。那么怎样的配置，才能达到收入，相应的利润最大化呢？
假定社会有A、B、C三类部门的企业，相应的每类部门企业需要资本分别是GA 、GB 和GC，最后一个企业的边际产出分别是MPA、MPB和MPC。
如果MPA/GA ＞MPB /GB =MPC/GC，那么B、C两类企业的企业主，为了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将一部分资本转移到A来，直到相等。反之，如果A的边际产出下降，MPA/GA ＜ MPB /GB = MPC/GC，那么A类企业的企业主，为了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将一部分资本转移到B、C，直到相等。
所以，各类企业资本家为了追求收益、利润最大化进行竞争和不断转移的结果，最后达到各种类型企业的边际收入之比等于各类型企业所需要资本之比；或者换一种说法：每一定资本投入的每种类型企业之边际产出都相等。即：
MPA/GA = MPB /GB = MPC/GC = MP/G
这时，资本，相应也就是资源在不同的企业和部门得到了最优配置，各类企业资本利润率达到均等化，全社会不同部门产业结构和规模大小的优化组合，达到全社会的利益的最优化。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这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市场规律的作用，必然引起不同生产者的进一步分化，并由此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最后造成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控制，造成垄断。
在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就有可能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或者压低所购商品的价格）来增加利润。由于垄断资本得到超过正常利润的利润，于是，那些中小资本就只能得低于正常利润的利润了。垄断资本不只靠占有劳动者无偿劳动而致富，而且靠侵占中小资本和个体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而致富。不同企业、部门间的竞争引起了大中小资本、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的的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平衡。
3．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作用和历史趋势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条件的分析，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双重的：
（1）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资本主义突破了以单个劳动者为主体的小商品经济的局限。一方面，对利润的无限追求，突破了个人需要的限制，成了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效率的强有力的内在动力；另方面，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又迫使着企业主不得不经常想方设法，改进技术和改善管理，成了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效率的强有力的外在压力。
就整个社会来说，也正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和通过自由竞争平等交易，如前面所分析的，使收入在生产要素间达到合理的分配，资源在不同企业、部门间得到优化配置，从而达到社会收入的最大化。
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可以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调节整个经济的运行。通过这种调节实现了：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相等，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通过平等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使生产要素的效率得到了最有效的发挥。因而，这种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2）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消极作用。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成了剥削劳动，而且同时成了掠夺自然的手段，由于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往往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而无限度地开发、浪费矿物资源，贪婪地砍伐森林和捕猎动物，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化学原料与农药，从而导致地球环境的全方位污染与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
同时，自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垄断厂商因能获得垄断利润，具有更雄厚的资金与人力，从而更有能力进行新的研究，促进技术进步。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同一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时间上的一致性决不是偶然的。但在垄断条件下，平均成本与价格高，而产量低。生产是在生产成本高于最低平均成本处保持均衡，因此资源未能得到最优配置。垄断者还往往凭借其垄断地位而获得超额利润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
所以，资本主义在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负面影响。自发的市场调节、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常常激发出各种短期的以至某些有损社会和生态利益的行为。那些能够迅速获利的行业和产业会得到迅速发展，那些虽然对发展具有长远战略价值但不能带来近期利润的行业和产业会受到抑制，这就造成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畸形的片面发展。由于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把获取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把人变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造成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人的劳动及人自身的异化现象，造成人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单纯的对利润的片面追求还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特别是追逐利润的竞争必然走向垄断，侵占了大量中小资本的利益，扩大和加剧了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
总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创造了近代经济发展的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是，由此也由于对利润的追求和无节制的贪婪，给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
（3）由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再到以人为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个体经济，收入按生产者利益分配，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均衡发展，这是这种生产和相应分配形态的最大优点。正因为如此，在以后更发展了的经济社会中，这种个体经济形态总还以顽强的生命力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但这种形态，毕竟因生产规模的狭小，资金有限，限制了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因而从总体上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为高一级的市场经济形态所代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技术进步将由主要表现在机器工具上转到劳动的技能上，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后将重新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过这时不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个体劳动者，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者。到时，由资本购买劳动（对劳动的雇佣），由工具对人的控制，将重新翻转过来，变成了由联合劳动购买资本（对资本的雇佣），实现由人对物的控制。这就是由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代替以钱为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即走上了这一转变的历程，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后，又纠正了在此以前“左”的错误，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允许私人资本的一定发展， 取得了我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但由此又产生了片面强调GDP增长，出现了市场泛化以至把资本固化，让钱决定一切现象，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方向。
1．片面强调GDP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发展是硬道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大小，是人们用来衡量社会经济活动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在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认识和实践上的错位，片面强调GDP的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GDP的增长不一定就是国民收入和国民福利的增长。片面强调GDP增长，用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来追求GDP的增长，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的日益紧张、环境的污染与生态平衡失调，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困难。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单位ＧＤＰ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煤电油运“绷得很紧”。7年来，我国耕地就减少了１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量的５％。如今，全国不少省份到２０１０年的规划用地指标均已提前用完。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了２０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价格日益昂贵，从而使得GDP中资源成本日益提高。GDP增长了，国民收入并不跟着相应增长。
还有，现在GDP并不计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所造成的损失。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如果算上这笔损失，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扣除这笔损失，那么我们的GDP就可能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了。
其次，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等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外延式增长模式主要靠的是增加投入，因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投资，而不是表现在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上下，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我们的税收增长达到20%以上，国家财政收入七年间增加近两倍。但另一方面，我们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地区，如国家级贫困县之类，也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都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转引自马宇《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缺陷》《参考文选》200701期）
第三，工资的增长也不等于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幸福指数的提高。为了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许多明显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现象得不到制止。如药品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不正常， “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2007年05月11《经济参考报》《房产商曝灰色产业链:四成利润被职权部门拿去》。许多药品价格更是高过成本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房价、药价和人们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虚高，都被计入GDP，但这种虚高价格，都转到了消费者的头上，成了人们难以承受的负担。
总之，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的沉重负担，加剧着效率和公正、自由和平等、速度和效益、质量和数量、私人和社会、城市和乡村、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矛盾。
2．忽视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以至市场泛化，影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平衡调节，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收入由企业主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社会资源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可以使收入和资源得到最优的使用和配置。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既然是为利润而经营，那么它除了合理安排资金，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来提高利润外，也就有可能通过向劳动者和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在企业之间竞争中，也同样会以种种正当合法的和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来谋取私人利益。忽视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以至市场泛化，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然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我国市场化改革，将大部分物品由由非市场主要由计划提供转变为由市场提供，有效的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弊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泛市场化倾向，实际上更是一种伪市场化，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这种市场泛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公共物品的市场化。公共物品，由于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通常不能由市场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虽然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一部分公共物品，可以转化成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可以同其他私人物品一样，同样给市场化成了市场物品。但这绝不是说，一切公共物品都可以实行这样的转变，都可以实行市场化。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本不应该实行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也多市场化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
教育和医疗卫生这类事业是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准公共产品，所需经费，主要要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特别是公办学校和医院，不同于企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搞市场化。[2] 但是这些年来，教育和医院也成了以赚钱为目的的营利机构，怎么赚钱就怎么办，致使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医患矛盾增加，造成学生读不起书，病人看不起病，连同主要由垄断引起的高房价，构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其次，比公共物品市场化更可怕的是公共权力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机构不是营利的企业，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国家雇员，是社会的公仆，公仆就只能是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力。可我们今天的某些政府官员，却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谋取私利，把国家给予的权力作商品，用以换钱，作为资本，寻取租金以至直接获取企业股份，取得企业剩余的索取权。这种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就是今天的官场的腐败经济根源。政府本应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平等竞争，为社会 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具体经营，但必须规范企业之间的关系，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却往往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错位，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只是为少数垄断企业集团服务。当今，有的不法垄断集团，不仅收买政府某些官员，还操纵着社会黑恶势力，钱权交易、钱黑交易，官商黑勾结，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破坏了社会稳定。
最后，比权力市场化影响更深的是思想灵魂的市场化。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人们把对金钱，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作为人生目标，把金钱的多少作为评价和衡量人的身份地位、能力高低的尺度。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人们之间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只是交易，一种金钱的关系。医生看病人，不是首先问病，而是先问钱。见人落水需要救护，先问多少报酬这种“有偿救人”的现象也常有所闻。为了金钱，兄弟反目，父子不认也不少见。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我们有的文人、专家学者，也是谁给钱就帮谁说话。同什么商品销路好，能赚钱就生产什么一样，不管黄的白的还是黑的，就写什么。思想灵魂的市场化，使有的文化人也堕落成了文娼、文丐和文痞，以至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看法的文霸。如果说，公共物品的市场化、公权的市场化，还可以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那么思想灵魂的商品化、市场化和金钱化，要转变，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了。
总之，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机制，虽然，由于市场竞争，优胜劣败，也会产生贫富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在不同人和整个社会福利都有所提高基础上的差别，它可以达到帕累托的最优。因此我们要坚持市场化，继续完善和深化。然而，市场的泛化，则是离开了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公权的市场化引起的腐败和垄断，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内部否定。思想灵魂的市场化更是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因此，坚持市场化，但必须反对市场的泛化。
3．资本固化，模糊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中，为要进行再生产，企业必须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先支付租用土地的地租、雇佣工人的工资，借入资金的利息，这各部分支出构成成本，利润则是超出成本的剩余。
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统一（没有分离）的条件下，这“剩余”归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直接生产劳动者这同一主体所有，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生产不同要素属于不同人所有的情况下，这“剩余”应该归谁支配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剩余索取权的问题。
生产决定分配，收入超出成本后的“剩余”（也就是价值的增殖部分）属于谁，应该根据是由不同生产要素的作用来决定。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相对于劳动和土地来说，是相对稀缺的要素，同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的改进和变革上，由此就决定了出资者即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的支配地位，决定了资本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即剩余的索取权，这剩余就表现为资本的利润。
应该说，在一定历史阶段——工业时代，这种由资本支配并占有剩余的生产方式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一定阶段，要增加利润，根本手段是增加投资和改进技术，而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因此由资本支配并占有剩余的生产方式，有利于鼓励人们投资，促进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为主体的条件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除了依靠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利用技术的进步，加强对劳动的榨取，在劳动者受雇时间内榨取出本应属于以后的劳动来，另方面，还利用技术的进步，来向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破坏了自然持续发展的源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在以资本为主体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一方面造成资本和劳动鸿沟的加深，贫富差别的扩大，另方面也激化人和自然的矛盾，给后续发展带来困难。资本主义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疯狂追求，让一些人不顾一切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资本主义是造成近代社会不公正、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国内和国外私人资本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疑，这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类资本还是资本。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劳动者的侵害和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我们对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资本雇工劳动，以钱赚钱，为利润而经营的性质不作争论，那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不必先去问姓资还是姓社。我们几十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得到了连续翻番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这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就能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就可以说以资本为主体、雇工经营，为利润而生产也是社会主义。可到今天，当这种以资本为主体为利润而经营的生产方式局限性已充分显现出来的时候，当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发展到如此之严重，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如此之突出时，我们如果还不问它是姓资还是姓社，以至把它看作就是社会主义，不对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和调节，不随生产力的发展去逐步转变这种生产方式，把资本固化，那就会影响改革的深化，以至让我们的改革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入歧途。
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当前经济性质的模糊认识，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看作就是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把资本固化，把资本的利益看作就是社会的利益，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限制和改造。从而导致了今天我国贫富差距的愈益扩大和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聚积。应该说，这正是当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根本目的是为了人。首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为下一步走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可近些年来，却出现了市场泛化、让钱决定一切的现象，并由此造成了贫富分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给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造成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对于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指标。但是，生产力，从而经济增长的状况是历史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的外延扩大，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紧张，生态环境破坏。这种增长方式下的GDP的增长，并没有能同比地带来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的增加也没有能同比的带来劳动工资的增长。因为GDP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要用来补偿日益昂贵的资源支出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损失，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要作为投资用于外延式扩大的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特别是有赖于土地、自然资源之类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国民收入向着有利于资本的分配，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同时带来物价的上涨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到了20世纪后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就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扩大，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含量的增加的内涵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从主要表现在机器设备转变到主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种内涵式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源节约生态平衡型的增长[1] 。这种增长按现行计算方法计算的GDP增长速度不一定比外延式增长快，但国民收入特别是国民福利增长比前者就要快。因为由于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使得GDP中用来补偿资源支出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损失减少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且越来越大部分用于劳动者的消费，并由此提高劳动者全面素质。在这样条件下，随着生产的发展，物品的质量日益提高而价格越来越低（就如同电脑一样），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日益提高，贫富差距的日益缩小，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改变增长方式，降低GDP中的物质投入和消耗，增加劳动者的智力投入，提高产品中的科技含量，这是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
2．正确处理好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政府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将社会上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不同经济主体联结起来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资源配置和利用由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解决。但是，市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必须着重处理好如下三方面的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关系，保持两者间的均衡，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经济物品都是通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进行买卖进入使用的，是市场物品。可是，除了市场物品，还要有非市场物品。
所谓非市场物品，除了没有通过买卖的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物品外，社会化产品主要的是指消费者不需要按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购买或生产者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价格出卖的物品。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具有外部性影响的生产和消费。这类物品，一般都不适宜由市场直接来调节，属于非市场物品。
当然，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般来说，将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实行市场化，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由公共物品变成私人物品，非市场物品转变为市场物品，一般需要增加交易成本。如果由这样市场化转变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交易成本，那么这样的转变就是有利的。反之即是不利的。对于外部性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在交易成本等于零或很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清晰，市场自身也会解决外部性问题。显然，是否要实现这种转化，主要也是要看交易成本的大小。如要比较大的交易成本，那么就还只能通过政府的税收补贴来解决。
可见，到底那些物品、多少物品是市场物品或者是非市场物品，这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应该有一定的均衡，这是没有疑问的。只有正确处理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的关系，保持两者间的均衡，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时也是解决其他问题，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2）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和高效发展。
为了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府首先要允许部分人从事雇工经营，通过以钱赚钱，积累资本，先富起来。然后当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已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形式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支持和鼓励私人企业通过正当手段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把主要工作转向限制其消极作用方面：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资本为了自己赚钱而牺牲劳动者，牺牲环境生态和种种不正当手段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保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和高效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它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有如运动比赛一样的裁判员，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可是，公权的市场化，把权力作为一种商品，钱权交易，就必然带来腐败和垄断，使交易失去公平，靠公平竞争获胜的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掠夺经济。
应该说腐败并不是市场化所独有，而是一种历史的现象。然而，由公权市场化引起的腐败，由于不受特定条件的限制，就更是可以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经济细胞。在市场经济中，有的由于技术条件和需求条件的会产生所谓自然垄断，市场自由竞争也必然会走向集中产生垄断，然而由公权市场化造成的垄断，既不同于自然垄断，也不同于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自然垄断可以节约社会成本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由市场竞争引起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而公权市场化引起的垄断，则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用权力代替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完全破坏了市场的秩序。
“公权的市场化”加剧了权力与人民的断裂，让人们对公权普遍怀疑多于信任。社会各种犯罪案件，各种社会黑恶势力也由此而生。贪（赃）官、奸商和黑恶势力，正是影响当今社会稳定、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基本建成市场经济以后，政府的职能就应该由支持资本发展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方面，转向限制其消极作用方面来，防止由此引起的腐败和垄断，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
（3）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道德与金钱关系，保护社会的文明底线。
市场经济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允许为利润而经营有利人们积极性的调动。然而，人的活动根本目的毕竟不是钱，而是人。因此，不能把市场化，特别是不能把以钱为目标的经营方式扩大到政治、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社会的其他领域。赚钱是商人的本份，但搞政治的、教育的、学术的、文化的不能以赚钱为目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等是上层建筑，要同基础相适应，为基础服务。但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领域也都要商品化、市场化。恰恰相反，只有本身不以赚钱为目的，才能保证应有的客观公正，做好服务。不然，就是腐败，就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这里特别需要摆正道德和金钱的关系。任何社会要保持自己稳定，都必须尊重人、爱护人作为人们相处的基本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片面的金钱的盲目追求和无节制的贪婪，不只造成了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消极作用，激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而且由此滋长了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已主义，对人的思想灵魂造成了严重毒害。但正由此，更需要坚持利人的基本道德原则，才能抑制市场的消极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的原则，是现代所有国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文明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因此，市场经济不应只是法制经济，更应是道德经济，是伦理经济，是诚信经济，包括法制本身都应是以道德为根本，以道德为标准。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没有错。但若认为法制可以不讲道德，以至把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看作是有悖常理，那么这样的法，就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其结果就会使法制不是惩治腐败，而会助长腐败，使所有领域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总之，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机制，但是决不是什么都可以市场化。只有正确处理好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政府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创造条件，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开始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也就是允许和鼓励人们赚钱。通过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个人富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但是，由此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平衡的破坏，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社会犯罪现象增多等等问题，给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困难。因此，在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政策的重点应该由扩大发展市场经济，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主，向维护公平平等竞争，完善市场经济，以限制市场的消极作用为主方向转变，应该正确处理好市场物品和非市场物品、政府和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即使这样，如果资本仍然处于主体地位，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就仍然难以实现各方面协调的科学的发展，就仍然难以保证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的改革就要进一步深化，要从实现以资本为主体，以利润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转变到以联合劳动为主体为社会利益而经营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被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家和被称为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都有着根本的分歧。
被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家，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收入的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不是是社会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按生产要素作用大小进行分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如前面所说的，收入应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分配，这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的，因此不能错误地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把全部收入分给劳动者。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未来社会的分配时，就批判过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认为只有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收入是必须按生产要素的需要分配的，不过这种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现代经济学运用数学分析得出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则是把这种分配更加精确化了。
所以，收入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并不能由此来说明属何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只是这种分配的支配权掌握在谁手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是主体，从而就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以钱为本。而一旦资本和劳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联合的劳动者成了主体，收入的分配也就转向服从于劳动者的利益，为利润而经营的市场经济也就转变到为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市场经济了。
最大的分歧还是在同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之间。除了某些还主张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来指导今天的进一步改革，认为现在贫富差别还不够大，还应该继续扩大的观点不说。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什么资本主体地位不变论，认为市场经济就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相反。我们认为，这种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之所以是资本支配劳动而不是相反，是由于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为资本的机器设备的发展上，比之于劳动，资本是相对稀缺的。因此，缺乏资金的劳动者，只有受雇于资本，受其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的分配当然服从于资本的利益，为利润而经营那是很自然的。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下，就为资本和劳动的地位的变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而后，资本的所有者又逐步脱离了经营管理，而由专门的经理作代理。再后，又进而实行了股份制。开始，大股东还能操纵企业，经理还只是资本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整个经营还是由资本所支配。但是，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股份越来越分散化，并且掌握股本的人并不直接接触企业的实际经营，对企业的情况并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企业的控制就越来越不可能，而逐步变成只是取得股息的资本所有者。
另一方面，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则日益上升。首先是管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管理是直接从属于资本的，所以马克思没有把它看作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管理日益从资本中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同一般劳动一样，同样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上一世纪开始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正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虽然，经理从资本家的代理人，从职能资本家到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家要有一个过程，但随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高，这种转变是必然的。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劳动。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走到了生产的前面，现代的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做出技术发明和进行工程技术设计。因此，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迫切需要。
最后，直接生产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直接生产劳动者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反而简单了，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软件的重要性超过硬件，如果直接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就不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就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就不能物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发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均大于投入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60%以上。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于资本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
同上述变化相适应，原来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随着融资渠道的增多和股份化的发展，逐渐出现相对资本过剩而而变成了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相反，随着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地增强，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
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种变化，资本的主体地位必将为劳动必代替，收入的分配将按联合劳动者的利益，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实现各方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变为利润而生产到为人的发展而生产，构建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才是我们的改革和开放的方向和根本目标。
[1] 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发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造成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均大于投入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60%以上。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对于资本开始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