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6日起,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为了补贴其门票收入和日常运行费用,省政府每年给予3000万元的补贴。博物馆作为文化研究及知识传播和普及机构,具有公共部门的性质,其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私人缺乏提供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激励,政府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因此,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一件自然合理的事情。
此前,该博物馆和大多数博物馆一样收费参观,门票30元。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收费也不一定否定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的免费供应会导致“拥挤”问题,收费的作用不在于获得收入,而在于甄别和选择消费者——只有那些认为“物”有所值的人才会买票参观。但是,就博物馆作为文化普及和传播机构的功能而言,门票的选择作用却是相反的。最需要进入博物馆的是学生群体,而这一群体却没有收入来源。就算30元,对学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博物馆通过收费选择消费者,实际上排斥了知识文化和货币的边际效用都极高的学生群体,而这一群体,正是博物馆主要的目标消费者。
事实上,博物馆收费参观且门票价格不断上涨是体制转型过程中观念误区的后果。计划体制下,不仅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经费由财政包干,国有企业作为生产单位也由财政统收统支。建立市场体制,要求计划退出和市场进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分被忽视。在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的同时,事业单位也被要求自行创收,自谋生路。这期间,出现了“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之类似是而非的主张。当博物馆不是作为文化研究及传播和普及机构,而是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时,收益而不是文化才是其经营的核心,于是,博物馆的性质和功能被市场异化了。博物馆不仅收费参观,而且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多种经营”。
同所有公共产品一样,免费使用总会带来“拥挤”问题。这也是哈丁“公地的悲剧”产生的原因。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之后,参观者的踊跃大大出乎管理者意料,每天观众达数万人,远远超出接待能力。拥挤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接待人员工作负荷的加重,更关键的是对环境及文物的破坏。参观人数太多,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严重污染了馆内空气,影响了展室的温度和湿度。二氧化碳还容易使青铜器生锈,书画纸张变脆。而且,在观众太多的情况下,监控设备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增加了文物失窃的可能性。
“悲剧”发生之前,管理部门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采取解决措施。11月11日起,博物馆开始现场限量发送门票。
现场限量发送门票同出售门票一样具有甄别和选择消费者的作用。在开始阶段,由于信息或其他原因,可能会出现排队现象。排队可以理解为一种用时间成本甄别和选择消费者者的方式,对学生群体来说,货币边际效用大于时间边际效用,因此,这是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选择方式。当现场限量发送门票制度化并进入人们预期之后,人们根据预期选择参观时间,排队问题最终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这一做法的关键意义在于,不仅保证了博物馆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公共产品消费普遍面临的拥挤问题。
亚当.斯密说,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丰富。斯密所说的是私人物品。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社会进步更需要公共产品的丰富。私人产品的消费,首先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很难满足和实现人的社会性;而且,私人产品消费,往往服从于人的生物必然性的支配,并具有物质消费的性质。个体在私人产品消费基础上进入公共产品消费领域,同时是一个实现个体社会性的过程,也是一个丰富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改善人的生命质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价值得到实现并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当然,个体的物质存在有着绝对的优先性,因此,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丰富私人产品的过程。但是,社会性的实现和非物质需求的满足对人来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要求通过公共产品的丰富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公共产品的丰富有赖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湖北省就不可能为改建、扩建省博物馆投资2亿3000万元并每年提供3000万元的运行费用补贴。但是,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是一回事,政府进行公共产品生产的意愿及投入规模又是一回事,这取决于对经济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观念的认识。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政府职能的发挥意味着对市场功能的削弱。因为政府增加1元资源的配置,市场就失去1元资源的配置空间。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人们个体性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也许1元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大于1元私人产品。这样,政府的公共产品生产也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改善。
“拥挤”是公共产品消费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会导致公共产品的消失,如同“哈丁”的绿地变成了荒地。解决拥挤问题的简单思路当然是增加供给,但这归根到底取决于公共财政规模。传统经济学定义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能存在冲突。除了自然提供的如空气、阳光这样的“纯公共产品”之外,一个经济社会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往往会导致“竞争性”——表现为公共产品免费消费条件下“拥挤”问题的严重化。如果考虑到“拥挤”的后果可能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夭折,那么,通过制度设计进行适度的“排他”是必要的。
“排他”就是甄别和选择消费者。在这里,某些市场方式如价格可以使用。比如,人们选择收费的高速公路或者不收费的普通公路取决于对货币效用与时间效用关系的权衡,于是,通过收费选择消费者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并体现了公平。但是,市场方式并非解决所有公共产品拥挤问题的有效方式,如前述博物馆收费就排斥了其主要的目标消费者。
对公共产品供给者来说,“排他”或选择的原则不是消费者个人效用与成本的比较,而应该是社会效用与消费者个人成本的比较。一方面,公共产品服务于个体需求的公共方面,其功能具有社会效用的性质。“排他”的目的不是要减少消费,而是要在减少拥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用。因此,决策者所设计的“排他”机制,所要排斥的是对相应公共产品需求强度不高的免费搭车者,所要选择的是对相应公共产品具有强烈需求的目标消费者。另一方面,“排他”所针对的只能是个人,“排他”的成本是由个人承担的,只有“排他”影响到个人成本,消费者才会对制度作出合乎决策者意愿的反应。因此,决策者设计“排他”机制时,需要把握特定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愿意及成本约束的形式和性质。
湖北省博物馆通过现场免费发送门票控制参观人数的做法,为解决公共产品拥挤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案例。这一做法,在实现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用的同时公平有效地解决了拥挤问题。但是,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的社会效用,其不同的目标消费者也面临不同的成本约束。因此,这一做法并不具有通用的性质。针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目标消费者的成本约束采取不同的提供方式及排他机制,才是公共产品拥挤问题一般的解决之道。
附:本文以《公共产品:拥挤及其解决之道——从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说起》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