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要看到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无处不在、难以约束的畸形权力和那些肆无忌惮的权利寻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罪恶根源，也是导致我们改革过程中问题百出的最大祸患。 但我们反思一下，到底这些经济学家是在为什么人的利益集团鼓与呼时，我们就完全知道是名垂青史还是为利益集团壮心不改呢？ 比如前些年，我国在对国有企业实施必要的改革中，由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但结果是在抓大放小的理论指导下，小的国有资产放之流失，大的也没有抓好，照样流失。导致了下岗、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虽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但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基本没有解决。在调查了解有些民生问题时，就完全能够听到那些发自弱势群体的不同声音。他们有的责怪政府、有的则怪自己的领导……，但我们反思一下这些观点和理论的倡导者无不出此于“经济学家”。这是必然挨骂的一个原因。 再比如以厉以宁老师为首的经济学家，在前年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应尽快进入国有企业重组的观点，这看似为降低国有资产的流失出了一个好主意，实际是为国有资产重组过程设计了一个权利相互寻租的温床。一时间，全国的国有中小企业资产流失问题出现了最大化。在我调查中就有一个深深的感受，一个资产拥有2000多万的县级商业企业，在权利的无形支配下仅以1.7万元的现金就收购了。 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要揭露市场经济的薄弱问题，首先要看看吴敬琏老师是最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在我国搞市场经济中不是政治出问题，而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有问题，比如没有规范的法律文本约束，而是通过寻租实现某集团经济利益最大化。我感觉，有一种提法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那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共同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则任何一种独立的经济所有制都很可能扭曲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其次就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经济（这种经济形式，说白了就是业主愿意怎么经营就怎么样经营，甚至采取各种违法和不正当的手段以及投机手段）。比如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我们的法律制定者几乎赶不上假冒伪劣的制造者。有人说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在这方面有办法？显然不是一个“初级阶段”和“商品经济”理论能概述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经济学上讲供求关系是这样说的：有求必有供、供求必须相等。春运期间不涨价就是这个道理，铁路是国家的企业，人民需求火车，政府为了解决百姓的需求，增加了运输能力，既是体现权为民所系，又体现了中央的和善之心，我们为什么要以“春运不涨价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悖论来说三道四？难道政府作为供应商为老百姓的需求提供一个非常平等的经济运行方法就违背经济规律了！我看政府提供这样的供求平台，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假如我们的政府不能满足这个老百姓的需求，是其他的利益集团提供了，那就由供求之间协商，达成供求之间的协议，这样的提价也完全符合经济规律。 再次，“政府打压房价会造成物价上涨”的说法是怎么得到的论断，虽然这位老人终于猜中了，但这个物价的上涨根本不是因为政府打压房价造成的。我们来看看房价是不是降了，我们通过分析看到，房价并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好几个百分点。但主要食品的物价指数依然在上涨，也并没有却步。这说明物价上涨与房价涨跌并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所以说厉以宁老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也们有依据，只是凭空想象和对政府报告起哄而已。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主要食品价格上涨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但主要的问题是，粮食惹的祸。 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鼓励农民弃田外出务工，造成大量的土地荒芜，本来自给自足的农民也开始用自己务工得来的现金购买粮食吃，同时也造成了粮食的短缺。虽然中央政府对农民的种田给予了很大补贴，但在逐级地方政府的克扣下，农民几乎没有得到“支农惠农”政策的好处。有些地方通过一事一议的制度，不仅农民种粮没有兑现“支农惠农”政策，反而还要有大量的负担。这主要表现在，乡政府和村一级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强制性的修路和农资商品的涨价问题。我们了解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久治不止，已经伤害了农民朋友的感情。所以抱着政府鼓励出外务工，农民也有了情愿举家弃田去务工的思想。
另一方面粮、食用油、肉、禽蛋、奶的涨价并没有对农民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了解到在粮、食用油、肉、禽蛋、奶的涨价过程中，只有肉在这个过程中的期初，农民得到了一点实惠，就这昙花一现的实惠中，随着仔猪和牛、羊仔的严重奇缺，加之饲料的价格上扬，而作为散养户的农民只有弃养归田。但规模养殖户并没有成为化解市场的力量，反而通过囤积成了肉、禽蛋、奶涨价的始作俑者和帮凶。在粮食经营和流通中，由于国有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将原有的粮食流通体系与国家储备剥离，导致了国家储备不能随意动用，国有其他粮食流通体系储备能力薄弱。介于这个环节的政策疏漏，国家短时间内无法调控粮食价格，为此一些民营的粮食流通组织和面粉加工企业，大肆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借此大发横财。比如今年夏天，一个农民拿着1000多斤小麦以每斤0.65元的价格交给了私营的粮食收购者，我随机问，这位农民朋友说，现在粮食价格上涨，你怎么这个价格卖给他呢？这个价格要与小麦收割前相比还上涨了3分钱。但不管怎么样，农民在这个主要农产品涨价过程中并没有的到实惠，这个感触是我在夏粮收购现场亲眼看到的。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有求必有供，供给必须相等”判定，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同样能够的到实惠，而现实告诉我们，却没有这样，反而由于农资商品的价格上涨和其他日用商品的价格上涨，使其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 既然“政府打压房价”能造成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他日用商品价格上涨，那么房价是不是下降了呢？我看没有，不但没有下降，连稳定价格的迹象都没有，反而不断上涨。所以说厉以宁老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也没有依据，只是凭空想象或者是对中央政府的报告起哄。 通过对“红色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任何违背中国实际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经济学家的理论在不正确时值得批判。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认为，没有经过调查和研究的东西，再不要自作小聪明；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一言半语，不能当作理论去宣扬。 我还是认为，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那些有骨有肉的东西才能成为理论。 值得说明的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对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所以说骂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