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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萨伊（1767——1832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观念，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是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经济危机无从产生，充分就业总可以实现。凯恩斯（1883——1946年）却没有这么乐观。在他看来，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往往是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有效需求不足才是一种常态。解决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增加有效需求。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就短期而言，凯恩斯更加青睐可以立竿见影的财政政策。凯恩斯甚至断言，当严重经济危机出现，就业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难题时，以下极端的做法也是可行的：财政部可以用旧瓶将大量美元装起，埋进废弃矿井，将矿井炸毁，再招募工人将美元挖出，谁挖到的归谁。这样明显的浪费行为对扩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具有一定作用，从而可以对克服危机产生影响。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是一种常态，因此，扩张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相反，在传统观念里作为积累源泉的储蓄在凯恩斯看来却是有效需求的一个漏出因素，因此，储蓄对个人可能是一种美德而对社会却是一种恶行。
凯恩斯的这一观念显然来自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那个专门治疗“歇斯底里”症的荷兰医生孟德维尔（1670——1733年）。孟德维尔在其《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蜜蜂的王国，最初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社会一派繁荣。后来，节俭的品德流行，经济逐渐陷入萧条。“手工业者——不再有人订货；艺术家、木工、雕石工——全部没有工作而身无分文。”[i]孟德维尔认为，节俭对个人而言是美德，对社会却是罪恶。节俭带来的是失业增加，商业衰落和经济崩溃。相反，奢侈对个人而言可能是劣行，对社会则可能是好事。因为奢侈消费可以增加需求，增加就业，可以促进社会繁荣。
二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提倡节俭和反对奢侈同样是主流观念。但是，作为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的一种措施，奢侈消费的作用很早就受到思想家的重视，而且，相应的政策还曾经被实践并取得成效。
早于孟德维尔2300年左右，春秋时期的卓越思想家管仲（？——前645年）[ii]就提出奢侈消费有助于增加就业，刺激需求，繁荣经济的思想。据《管子.侈糜篇》载，大灾之年，齐桓公问计于管仲：“时下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何以解决问题？”管仲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提倡富人进行奢侈消费。如果富人们把鸡蛋先画上色彩图案然后再煮，把木柴先雕上花鸟鱼虫然后再烧，就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富人办丧事的时候也可以提倡大操大办。把坟圹挖得很大，使穷人有工作做；把墓地造得很堂皇，使工匠有工作做；把棺椁做得特别精致，使木工有工作做；把殡殓衣被做得很多，使女工有工作做。……”[iii]在管仲看来，财富的分配不均是一个经常的现象。即使在灾荒时期，在穷人陷入生存困境的同时，富人也拥有大量余财。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使穷人获得就业机会，获得收入，同时也起到了平衡财富占有的作用。管仲的“侈糜”思想，即使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也具有积极意义。同施舍或馈赠相比，富人的奢侈消费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保存了劳动力，而且有启动经济的作用。单纯的施舍或者馈赠——即使富人有充分的怜悯之心，也仅仅意味着已经形成的财富在不同人群间的转移，既不形成新的财富，也不为新的财富的形成提供动力。而富人的奢侈消费，在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由于比正常情况下对消费品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本身就扩张了市场需求，从而成为启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作为一种增加就业，平衡财富占有的措施，管仲的“侈糜”主张不是依靠政府干预，而是借助于市场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管仲的思想甚至具有了某种现代的意味。
早在凯恩斯提出通过扩张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之前的900多年，我国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实施过以提倡奢侈消费促进就业，启动经济的政策。1050年，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期间，当地发生严重灾荒，穷人生活陷入绝境。一开始范仲淹采取常规措施赈济灾民，无奈灾情严重，官方赈济无异杯水车薪。情急间范仲淹想到了管仲的“侈糜”之策，一旦实施，竟效果卓著。杭州本是富庶之地，大灾之年，富人依然广有钱粮。而且，当地人喜欢竞渡，好为佛事。范仲淹首先动员富人开展竞渡活动，并设宴奖励获胜者；后来又鼓励佛寺“趁饥岁工价至贱”，“大兴土木之役”。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范仲淹的赈荒政策大有离经叛道之嫌，因而受到了“不恤荒政，嬉游不节，伤耗民力”的参劾。范仲淹上条呈解释：“所以鼓励富人竞渡，推动佛寺大兴土木，目的在于推动富人用其余财周济穷人，为穷人提供生计。富人的奢侈消费和佛寺的建设，每日都能为穷人提供数万个就业机会，也就解决了不止数万人的生活来源。”[iv]实践证明，范仲淹的“侈糜”政策卓有成效，那一年，受灾的江浙地区，只有实施范仲淹赈灾政策的杭州治安良好，没有发生饥民流徙现象。
三
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市场自发运行的结果往往使宏观经济处于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增加就业的关键在于扩张有效需求。消费需求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构成内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奢侈消费也是消费，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奢侈消费关乎有效需求，关乎经济增长，关乎就业，但不关乎伦理和道德。因此，在特殊的背景下，只要对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有意义，奢侈消费就有提倡和推广的必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从管仲的侈糜思想主张和范仲淹基于侈糜思想的赈灾政策的背景来看，成功实施奢侈消费政策是有条件的。其一，社会经济运行由于某种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发生了暂时的失衡，造成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其二，社会总产品蓄积丰富并且其呈现严重分布不均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刺激需求，启动经济的手段，富人的奢侈消费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离开这样的条件，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运行可能地更多呈现出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时期的奢侈消费，可能意味着积累的减少，增长源泉的削弱，从而最终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在社会总产品并非蓄积丰富的背景下，个别人群的奢侈消费在带动奢侈品价格提高的同时会诱使资源从其他领域流入，最终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带来通货膨胀。
当然，在中国目前这样整体进入“丰裕社会”但同时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严重不均的背景下，富人的奢侈消费对促进就业增长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这可能并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措施。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12月14日。
[i]伯纳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第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ii] 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既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其中既有管仲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假托管仲之名的作品。不过，一般认为，《管子》诸篇创作时间的下限应该在汉朝。即使这样，“侈糜”思想在中国也有了2000年左右的历史。
[iii] 转引自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集》（先秦部分之下），第153—1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iv] 沈括：《梦溪笔谈·范文正兴利赈荒》，转引自《历代笔记选读》，第173—17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