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读过该系列“介绍”先前篇章的读者可跳过此按语)
不久前有幸结识“新法家网站”，为发现了又一片思想的绿洲而无比兴奋。接着就想到让价值中国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中华文明的真精神得到更快、更广的复兴、传扬。
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已见三十多篇，有些篇幅还较长。所论范围广阔，独到见解颇多，论述有理有据，足以发人深思。虽然翟先生同意本人在价值中国网转载他的文章，但考虑到其它条件限制以及效果，本人准备先行摘编：从翟先生思想观点的总体轮廓开始，按“中华文明（总览）”（已发）、“中国古典法家经济学”、“中国古典法家政治学”、“儒法之争”、“中西文明比较”、“当代世界”、“中国改革”的思路顺序编排；再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能加上简评、或提出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加以转载。如果摘编不能完全忠实反映翟先生的总体思想观点，不当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不过读者可按所附网址，查阅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翟玉忠论中国古典经济管理体系（摘编）
〔信托责任〕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们就注意到了“大锅饭”问题，怎么解决呢？当时科斯的祖先还在丛林里披着鹿皮采集干果，当然就不敢，也不能来中国指导自己从未落足过的土地了。所以中国人的解决方法不是私有化，而是明确信托责任（反对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的郎咸平教授强调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对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思想中，这叫作“审名分”，孔子“正名”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些，不过他主要是讲政治层面。
在产权理论上，中国人强调明确的公、私产权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生活中公私相分的重要意义。《商君书·定分》用一则“百人逐兔”的故事说明这一点：“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
为了保证良好商业秩序和商人具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周朝设有“司市”一职，其职能除了市场管理，还包括由政府（泉府）收购商人滞销积压的货物。《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司市》载其权责：“（司市）按照次和叙的设置来区分地段、划分市场，按照货物的不同来分类陈列店铺而使买卖公平，用政令禁止出售细巧侈靡的物品而使买卖合理，通过招致商贾而使货物丰盛、钱币流通，通过度量确定价格而招徕购买者，通过质剂结成买卖双方的信任而避免争讼，用胥师、贾师等小吏来禁止假货而杜绝欺诈，用刑罚来禁止暴乱而铲除盗贼，通过泉府的收购或赊予来体现与民同财货。”
著名经史学家蒙文通先生（1894-1968）通过对《左传》及其他先秦古籍的研究发现，西方历史中商业文明的兴起导致封建社会灭亡的观念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他在引述了周朝诸侯对商业的重视后指出：“由以上诸事论之，足证周代诸侯大夫，不惟不与商贾相妨，且以安定为此时代之美政。商业社会与封建政治相辅并进。然则‘商业经济之决然腐蚀封建社会’，其说决不能施之于国史。”（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表明，西汉（公元前一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存在一个繁荣的“大商”时代，这个时代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形态迥然不同。
――富人8226;资产阶级8226;“大商”时代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655
〔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古典经济学将对外经济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在世界政治统一的条件下，这时只要调节市场使经济正常运行就行了。另外就是像现在这样各国主权分立的情况下，讲“得物为胜，得币不亏”，就是说在国际开放中只有得到物质财富，而不是纸币才有意义，不讲什么比较优势。
齐法家经典《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中说一个国家的物价应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
――推翻压在国人头脑上的两座大山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2695
〔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
华夏文明至晚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这就是上计制度，内容包括：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治安、绿化等多个方面。（《后汉书8226;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1993年初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有相当完整的上计内容，除了上述几项，还包括：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项；西汉宣帝时，颖川太守黄霸曾因“蓄足功用”等业绩获“治为天下第一”的好评。《汉书8226;黄霸传》中记载他：“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
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比以GDP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学完善得多，GDP只是一个社会中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是资本的总流量，除了战争条件下，几乎不能作为国民福祉的标尺，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算上环境成本。于是中国有人又从西方引进了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问题是环境成本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实际操作。连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绿色GDP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少一些作秀和愚蠢，回归八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本身吧！在未来的八千年里，从环境到金融，中国古典经济学必将成为人类经济理论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