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8226;熊彼特和约翰8226;梅纳德8226;凯恩斯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受敬仰的两位经济学家。两人同生于1883年。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可为什么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以凯恩斯命名,而熊彼特虽然仍受到敬仰,却很少有人提及呢? 两人都来自活跃的学术圈:凯恩斯在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熊彼特在维亚纳。两人都很早就进入了政治事件的中心:1919年,凯恩斯参与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熊彼特则是奥地利财政部长。凯恩斯曾经炒股;熊彼特用了10年时间来偿还欧洲核心金融机构崩溃产生的债务。 熊彼特的声望主要来自三本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展示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市场经济的成功,主要并不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是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则是创业精神(大多数并不成功)的产物。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发表于1942年,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可比表现以及它们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出于预见性的原因,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创新成功产生了收入与财富的巨大不平等。 熊彼特对经济制度的思考涉及面很广。1954年出版的他的遗著《经济分析史》,就由一系列展开的短文构成,描述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学说和思想。 熊彼特传记作者,同时也是杰出商业历史学家的托马斯8226;麦克劳提出,熊彼特是现代商业战略的奠基人。他表示,“熊彼特集中关注的东西——创新、创业精神和信用创造等——对这些(商业)战略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点没有错,但熊彼特的理念涉及的是这些因素在经济制度演变中发挥的作用,而非个体企业的规划。事实上,他对创业精神的缺陷、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演变过程的力量等因素的强调,直接与现代商学院所教授的、或咨询公司所推动的高度理性主义相冲突。 熊彼特知道,他对手的成就影响要大得多。在《经济分析史》中,他评论凯恩斯的文章既表露了他的苦涩,也说明了凯恩斯更为成功的原因。对《和平的经济后果》书的勇敢出版,熊彼特表示出真正的赞赏。他承认,凯恩斯是一个能给予其他人信心和鼓舞的天然领袖。 熊彼特如此评价自己:“我异常缺乏领袖的特质——只需要一小部分我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学可能就已经创立了。”那种新的经济学并未出现。后来出现的是凯恩斯学派,凯恩斯经济学,而非熊彼特学派,也实在没有熊彼特经济学家。 在凯恩斯为英国的战时财政确定方向时,熊彼特正处在无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之中。他们监控他的信件,从中寻找线索,但似乎并未注意到他在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看来书店不属于他们的谍报活动范畴。后来,熊彼特最杰出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把战后经济学的发展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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